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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索尔什尼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

学习索尔什尼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

   刘自立

   一,

   

   

   重温老索文本尤其是他的诺奖致词,心得不少。这个讲究文学救赎和心灵沟通者的文字幻术是不是有效于这个残酷的世界,抑或只是前一个时代的有一种理想主义,我们可以讨论。在他逝世几天的悲哀日子里,人类其实只是保持其有限的悲哀——有人对我说,同情是有限的;我也想起某个革命者言,怜悯和施舍可以救世于个别人,只有革命才可以拯救全体——结果,事情反倒颠倒,革命不单救不了个体,把整体也剿灭了;比如说,奥运会是一种什么象征?就咬合老索的提问与回答

   

   ——用另外一句格言就是:丧钟究竟为谁而鸣?

   

   索说,“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见索氏授奖致词。下同。)

   

   我们采取所谓细读分析就会发现,时间不同空间却是重复复制的这个北京现象——“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细读就是,欢欣鼓舞甚至狂欢节日却是压抑的现实。谁把汽车(我们这里是警车)掀翻了甚至点燃了?瓮安!

   

   “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繁荣之梦很确切,但是,这里不是罢工,而是不让做工,都哄走或者停工;不是疯狂剥削停止了,而是为了庆祝这种剥削有功的昌盛!(含不给鸟巢建设者发薪。)

   

   “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我们”是指谁呢?就是指那些头脑尤其冷静者——一位官方作家称之为狂欢前的“静谧”(见近期北京晚报)——好一个警察遍布的静谧!他们的确只是看看“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甚至当记者也无法工作上网或者进入新闻大楼的时候,就出现连这些琐碎和猜测都不存在的静谧,只剩下节日的快乐了!

   

   索氏这些话真是绝妙无比!

   

   索氏的涵义和我们的分析也许会出现一些落差和错位,但是精神和理论上的同在是非常明确的。他的提示包含我们的警醒。他们是,(一),当所有这些差距和疏离明确存在的时候,压抑者的背景和愉悦者的时空迥然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时空落差。他们要求北京尽可能使得空气清洁,道路畅通甚至网络无碍——但是,他们也许本着一种前殖民地人员的心理,并不关心是不是北京人和中国人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抑或有无资格提之。(二),他们只是借用北京这块地方打造一种似乎世界全球化的空间,而并不理会北京人的真实处境——而全球化的推广越来越遭到全球化的反对。这个差异很像所谓旧中国租界内外赫然有别那种情形,使人想起某种种姓和种族制度的复活。(三),当北京或者其他城市的贱民和奴隶都被驱赶干净以后,北京的所谓市民和权贵,就和外国人一起,享受这个不知道究竟是压抑、还是什么的节日了。于是,我们看到,索氏全部努力就是希望批判这种异地之别和人类之异,他和很多政治异见者的共同心声,就是企图唤起这种差异的感觉,正视之,批判之,最后取消之,使得这种差异变成一种无差异。但是,他的无差异论之结论,似乎是非常悲观的。在这种差异取消之前,世界之异,之别赫然存在——也就是说,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同是走向大同的第一步——由此而言,不同世界的不同梦想才是现实:中国的富人世界,太子世界和血脉世界,不同于鸟巢奴工的世界;苏丹达尔富尔的世界,也不同于摩洛哥王宫贵族和沙特国王巨富的世界——在美国的有关人士抱怨美国对待苏丹只说不练……——是这个世界梦想不同的来源;要想统一这个梦境,恐怕和毛氏说过的统一思想都为痴人梦话,寡头疯狂——唯有希特勒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脚下,德国人万众欢呼:欢呼他们自己即将面临死亡!于是,索氏的政治观诉求,往往在字里行间,转换为他的文学关怀;缘于他对于全球政治的某种不屑和批判。他的表现之一就是批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那种国际政治秩序。

   

   他说,如果联合国由所谓国之联合变异为“政府”之联合,则其存在意义就是0;又,按照人权高于主权说(这不是他的发明),该国不受个案,美国不受中国人之申诉,政治和政治学乃至国际关系法也采取同样的认知和态度,这个人的申诉究竟要到何处提出呢?(这个含义颇具文学性质。因为文学之人学往往就是大于政治和政治学的一种文化,他批判包含民主制度在内的人道沦丧(索氏批判美国道德沦丧!),而对于我们而言,更加注重他对于古拉格符码意义的对极权主义和东方专制的批判——于是,这个两种批判之人显得更加高大,以至于后来被人不理解被人冷落。他的文学之个人主义不同于政治学之政府主义——据说美国人只愿意和政府打交道——接见魏京生只是装模作样——延伸一下就是,若说联合国不能发出个体的声音;那么,一个国家因其利益,是不是也同样不会受理另外一个国家的个人(受难者)申诉呢——而无论这个个人是在申诉政治问题抑或其他问题?所以,索说,“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 -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同上)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受难者的利益发生冲的时候,这个中国人——个体之人或者集体——是不是只能深受其害呢?关于这样一个真挚的认知,我们当然拥护索氏的看法。

   

   

   这也许就是索氏对于整体西方秩序的置疑。这个置疑缘于他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原则。这个原则的凸现却不是以他进入西方政治民主原则为终点;他不相信这个原则?——他的根据来自文学——来自他笔下的文学救赎!(而这个文学救赎又怎样具备政治关怀的宏大啊!)他说,二十世纪比任何其他世纪都要残酷和残暴。其实,我们说,其“古拉格”是对于整个东方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批判,甚至其政治批判价值,远远超过其文学救赎价值。这个价值观,牵涉到他对于美国民主观的有限赞赏——但是,他很快就把这个政治灵魂,改装成为艺术和文学灵魂了。在这篇领奖词里,索氏的逻辑十分清楚。他反对苏联这个戕害人性和人心的暴政,但是,他着力人类解救之道却是他的文学。其文学“真相”说甚至压倒了他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和政治学的期待——这个逻辑关联到他如何估计西方政治民主说与文学灵魂说的关系议题,却是老索隐秘十分,谨慎十分之所在。我们在《古拉格群岛》中看见的政权、人心、良心的剖析,使我想起很多类似纳粹帝国时代和眼下中国极权制度下人心异化的画面和细节。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人性堕落过程。(在《倾向》杂志上,就有关乎于此的文章——见《灰色地带》(普.莱维)——文章点出的要害是,“压迫越残酷愿意卖身投靠的就越多,尽管其中差异很多,起因不同;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驯服地模仿胜利者;因为缺乏远见而渴求任何权利,也不管时空有多末荒唐;怯懦;最后,清醒的盘算……造成了灰色地带中,维系其特权的是一个愿望;‘保持特权’”。这些集中营的囚犯在政治立场上并无明显界线——投靠者有罪;而受害者也该受到谴责,他们被胁迫做恶,“但是在我看来,人世间法庭对此无权裁决。”“参与共谋不多者”(同上),可以赦免,但是,这些囚犯并无任何独立性——这个集中营“灰色地带”说,后来又被发展成为著名的“斯德哥尔摩情结”——这个情结说的纳粹版本就是“倾向”所言。)

   

   扩展开来,现在的国际政治,就是全世界“情结化”、中国化的一个表现——他们被迫或者并不被迫协从中共这个制造灰色地带者。

   

   这个表现如何解释?

   

   (一),索氏所言之大灾难于苏联,于俄国人,于古拉格,与全世界对其之关心,之谴责,之暴露(真相),实在是南辕北辙,人心不通。就是他所言之“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心脏”。这个表述十分深刻。我或者你,或者他,如果为了一个乞丐愁死、困死,你一生都为他处于同情之中——这种人类现象,是不是人类之病症,是一个疑问——而用革命解放之,则成全球奴役之开始;反之,就像索氏所言,只要是在“遥远地方”发生的悲剧,其迫切性和直接性势必大削减,大消弱,以至于最后可以弃置不顾。其实,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悲剧并不遥远——如果那些到北京的人变远为近,他们即便眼见悲剧,也会将之幻化为节日——一如前说。这个事实,老索也许未有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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