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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革命(中)

日本无革命(中)

   ——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

   刘自立

   五,西法日渐和最终成治

   日本《法制史略》和《法制一斑》二章,为富井政章和纠山和夫并阪本三郎撰写,大隈编入其著。大致廓清了日本法制历史的脉绪,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镜。

   其中,日本法制的精神为三。一是,法制定制按照日本国情,无论是主张家族制度,武士制度还是现代制度,首先是按照日本国家的需要而编制改订。

   关于家和家族之概念,是了解日本人之关键。书证“日本自古有家族制度。家者谓血族团体自具人格,而优越于族员之上。家既具人格故能享权利又能负义务。血族成家者,曰称家族。家族属一家者,不得别领一己财产。其所得之资财皆归于家。家族加损害于他家或他人,则其家族代任其则。血族团体所领之财产称曰家产。其代表团体者曰家长。家长由生死而变易,家则非逢其团体消灭则无变易。血族团体祀公同祖先,称曰氏神。可知家者由氏神所守护神圣之区也。

   ‘家’之观念,迄第三期德传法制时代之末皆如是。至明治法制时代,个人制度传自欧洲,与家族制度并行。于是,家无人格只谓户主权行用之范围。可知‘家’之意义已一变矣”。

   这个启示,给我们带来何种看法?就是中国革命之初,革命者不单否认国,也否认家。和日本人不同。他们是要国,要家——改造之——我们是既不要家,也不要国。见五四前后革命者诸公之论。

   如刘师复——

   “以吾党之幼稚,而此此艰难之惡境,其不能有若何猛厉之进步,固有由矣。是故吾党今日在中國之运动,有较欧美为易者,亦有较欧美为难者。何以言之? 中国之无政府同志,几皆主张共产主义,而无主张個人主义(Individualism, 亦译独产主义)者,思想既一致,门戶之见自泯,易一。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説,至江亢虎所倡之社会政策,则自‘中国社会’解散后,响声已寂,遂江氏仍在美洲,期传播中国之侨民,然信者絕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易二。”(刘师复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1914年6月)

   这个依据在今天看来,不是恰好是国民之阙如吗?一无个人主义,二无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伟大的修正主义——其回顾,必是自由主义——反而是什么“优点”吗?本末倒置,与日理解殊反,恰恰是国人缺点啊!

   如江亢虎——

   其“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

   这里的“个人自治”,好似接近日本人主张之法治精神,注重个人主义——却来了一个“无祖国主义”,又是南辕北辙,不正确了。

   如吴稚晖——

   吳稚暉讲无政府主义,就是一例。他解读所谓社会主义之“无我”和“无神”,并大力倡导之,是对于西方文化宗教之误会。(見『吳稚暉学术论著』1925年版)

   吴的无神,更不是神道之国之诉求;无我,就回到刚刚批判之极权萌芽。极权何谓?就是整体主义,无我主义。

   这样一来,日本人保存了家与国,我们则倾向家、国尽废,导致“家”,成为巴库宁与克鲁泡特金的“巴金之‘家’”之批判,之毁弃。是为一个反思。

   至于反对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又恰恰和举世通行的文艺复兴观和反对社会主义观,适成反比。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有法国人夏多布里昂一言中的,批判之——

   夏多布里昂就解读过社会主义。他的解读,接近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說,此主义本质,是以集体消灭个人(见夏氏 『墓后回忆录』)

   二是,日本大保律令本着汉唐法度,移为其用,且结合中国哲学和禅宗,合其精神,民性,是中日法制互动之一例。

   三是,日本人最终还是抛弃了本土和中国法度为皈的不适宜现实,成为采纳西方,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法制的实行者,且有具体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参与其法度的起草和制定。其中,给出的端倪是,日本人虽然在一段很长的历史上中日合璧其法,最终,他们还是像抛却儒学,改制西学一样,归依于西方法制。这个更深的道理,无论是大隈还是他人,给出的理由并不充分,但是,反对武断,反对缛节,反对法度之制定而不能或者不愿意实行,是三个重要道理。其中,几个时代的物权法,都牵涉到土地是不是私有和可以买卖的问题。

   其中,关于土地不能私有买卖,但是宅基地可以之,这样的定制比起中国要早了百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其法制的独立之宣布,之施行。

   这个来源于三权分立原则的法制描述,同样为维新的要素,不可以忽略和抹煞,非如此,一切关于法制的记述和论证即全部作废。

   关于日本“固有法时代”。

   这个时期的日本国情是,官职世袭;军职专横;人才买卖;土地兼并;贫富悬殊;期望改革。

   “支那法时代”。

   自古代天皇时代至镰仓幕府兴起,凡五百多年,采支那法。西历六百年,“取佛儒二教之旨斟酌隋朝之法制定宪章十七条,此为成文法之滥觞。”

   后有“大化律令”;改制“大保律令”。大保是为唐制,也是一个说法,且说是“日本法制之始”。大保禁止土地私有买卖,转为国有。物权法亦有公布。“宅基地与园地特允私领”,可买卖。

   其中,有最初之政教分离的“祭祀与政治明别”一说。官职世袭改为“考试”;废氏族封建;土地政策则由豪族兼并改为土地国有。等等。此时,私有土地滋蔓全国,政权移归武门,中央政府积成文弱,幕府即兴。

   “镰仓法制时代”。

   “镰仓幕府之初至江户幕府之末凡六百七十有余年,武门政治之大纲未偿变易。”此时参照大保制定贞永式目之法律五十一条。此为镰仓法制。在土地私有问题上,贞永改换观点,谓“土地专为国领者不适于日本人情”,还为私有制度。

   “德川法制时代”。

   德川家康平定戡乱,征服群雄,建德幕于江户(今东京)。制定三法令。一曰武家法度。二曰公家法度。三曰僧家法度。实行武家,朝廷和僧侣之制衡。土地私有又受钳制。即,实行阶级划分,分为平民和武士。武士为封,不得从商。其治平二百六十年。

   “明治法制时代”。

   明治时期,讲究西法渐盛。武断政治几终。维新时期之法制,渐次确立“刑法”,“民法”,“商法”等。法国人和德国人参与之。其中,确定“私权”为重。讲究物权法之分析和注重。

   其中作者犹言,“日本改革制度其功恒成于平稳静态之间,未偿生革命惨烈之变动”。

   这样一来,日本人的宪政和法治初步确立,已经没有发生无法无天之可能性,只是源于其民主对内不对外的西方通病,业成日本之患,遂发动“征韩论”之斗争和分歧。后,成为日本和满清签署马关条约之败笔于日,于满(中国)。这个全过程,在王芸生先生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详有表述,谓日本人贪婪无度,伊藤寸步不让,李鸿章无可如何。但是,没有革命的日本,却是蛇吞象势不减。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法度可以抑止的。于是,无革命之流血,变有侵略之祸害。日韩之间,日满之间,日俄之间,出现法度之外之流血,却为事实。但是,大隈只是在其书中一笔带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个议题的另外一种内涵,也是耐人寻味的:日俄战争,虽然凸现了日本军人如乃木希典和东乡的“爱国”“忠君”“赴死”精神,但是,这个战胜,导致列宁和十月革命,一如,日本侵略中国,导致中共坐大,都是更加深层次的课题——其和日本民主的孤立主义,还是一脉相承。只是,这里不再展开。)

   比照之,中国人的宪法历史究为何物?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牵涉到革命与法制的争执,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多数人还是看中欧美法制,就连共产党人也是主张此说。但是,他们那个法治诉求,不过是新民主论的协从,只要政权到手,他们就改为学习苏联法制了——“在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作修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见李丹惠文 《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

   于是,革命废弃法制的反动,遂即到来,一直到文革,成为“无法无天”——这个历史和日本人殚精竭虑,思索和汲纳西方法治为其采纳施行,是不是又是天壤之别呢!

   六,社会主义思潮被日本人完全否定

   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出世,影响世界,在中、苏国家成功,他的煽动性和逻辑何在?

   这个议题,百年争执,似乎没有结论。但是,其中,社会主义之一种,就是苏俄和中国的斯大林式和毛式社会主义,业已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归于破产,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西方如北欧或者瑞士、英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越自由民主之大范畴,政治和政治学(反对党为其“敌国”和三权分立)之大范畴,只是在经济干预和社会福利上,补充了自由市场带来的公正不足和缺乏理想。也就是说,西方之自由和西方之公正与平等说,其实在基督耶稣的教义中,已经呈现了其人权雏形,一如,古代希腊,本来就有了民主。所以,所谓社会主义之滥觞,本该归于基督教,而民主,本该归于亚理士多德和苏格拉底。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初解。

   至于以后的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则其前提,就已经跑题。其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理达和罗蒂的辩论中,已有凸现:罗蒂说,当马克思主义者赘言人是社会关系之总和时,青年学生会说:你也是!这个“你也是”讽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社会关系”。这个辩论说明,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前提,就是错误。个人,是社会的前提——本是他的说法;却在规定群社定义的时候,又反对个人主义——观察他的决定论与目的论矛盾,可以见得;从而颠覆了决定论和经验主义的关系,走上了他的意志论。

   二,他的“社会关系”说,其实同语反复,没有具体的解释。改变个人,还是改变社会,这个议题,在他那里含混不清。于是,究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社会关系是人的总和,就社会主义定义而言,应该说,是前者——那么,否定人的具体意义,也就是重复卢梭的“总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这样,“人是关系”说,即成为否定人,否定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从而导致极权主义——集体和极权的涵义,几乎是互相对应的。

   那么,这个课题在大隈君的记述中如何表达呢?

   日本人,是不是像俄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注重社会关系之改造,之革命,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新自由(纳粹语)、新民主(毛语)呢?(见施本格勒 《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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