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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革命(上)(中)

   

   日本无革命(上)——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

   刘自立 (北京)

   和日本知识分子相比,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叶做出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诞的。

   一、日本政治之走向

   日本政治家兼学者大隈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一书,辑录了日本文化和政治的走向,是其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最好辑录。这个辑录的特点有二:一是,阐明日本文化的不可取代性。二,阐明日本文化西学日渐的必要性。这个二元化,其实是内外兼顾,历史与现实兼顾。其主要的历史转折,也就是其明治维新的转折,直接受益于最后一代幕府的退让和隐遁,即德川庆喜的让度权利,开展回复王权的君主立宪,呈现日本古代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其中思想传统的顺利交接和政治权利的顺利交接,都表现了日本国自开神道以来,不见革命和流血的制度和思想特征。这个特征,正好和中国的流民和造反文化相去甚远;和中国的儒家科层体制和极端皇权也不尽相同。

   该书开宗明义,说明日本国全盘西化之依据,不是推倒其传统文化,神道崇拜和幕府建制,而是解构和建构并举,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中将其结合起来,也就是完成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化古代为现代,化神道为民主。这个过程的开展,大隈名言其里,涵涉其外,把日本国和世界文化进程加以统合,加以辨析,且一以贯之地凸现日本国家和国民的性格与风格,文道与武道,人文与宗教,在叙述论证和风格调性上,呈现汉文、骈文之美和西域分析哲学之锐,可以说,是一部涵盖中国精神,西方精神和日本精神的集大成作。不可不给于重视和研讨。

   此文本之译者,尚且不祥。因为是民国书版,且是影印本,但是,那种古典文章家作文之文雅和犀利,却是绝对不可多得的写作范式。

   事隔将近百年,阅读此书,我们好像直接面对日本历史;直接面对中、日文化、东、西政治比较;直接面对日本历史对于中国现实的启示,是一种在国人看来,提示中国事务的启发性读本。这个读本和关于伊藤博文和福泽谕吉的读本结合阅读,和近现代关于日本文化之典籍和书籍结合阅读,日本事务之真谛,就不难呈现于国人面前;日本政治走向和中国政治走向之异同,也就一目了然。

   这个阅读,基本上成为考量中日双方未来前景的一种比较文化之研析。读者经过大隈君之书写和编撰路线,可以比较明确、也比较清晰地分解出来,何以中日两国百年来,各走各路,各归各属,几乎选择天壤之别的政治路径之原因。这些原因的要点则简单在于——日本之传统和西化,是选择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而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官方,则选择了西方政治学的末流和偏学;再者,日本人对待传统,没有采取否定和切割的立场,而我们,则像儒学大师吴宓所言,抛却了孔孟之道这个中国文化主流;而日本人,则不单敬重儒学,汲取其养,且对待后来之朱程和阳明哲学,也呵护备至,深入研讨,采为其学,其用。于是,百多年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整个中国文化之态度上,呈现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其中可以辨析的细节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待西学主流的态度和态势,几乎是采纳了最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他们对于西方的学习,在几个基本层面,几乎做到一步到位。他们争取民主的努力,在大隈撰编和书写的政党历史,宪政历史,议会历史和宗教,泰西之学以及农工商林诸多方面,其历史记忆和历史辨析,都表明得清楚不二;这既是他们观念创造的实践,也是他们思想更新的证明。大隈君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兼容并包之大手笔,即便呈现给我们百年之后之中国人观赏,也是很为得体和十分精彩的。作为异国之人和晚辈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值得借镜和学习之处——而不是因为日本民主的侵略性之所在,将其一概否定和抹煞?这个日本的民主和侵略,当然应该一一对待,不可等而是之,却也不能因此以侵略代替民主,把他们的历史正面经验和思想一概抛却。就像我们审视英法德之民主体制一样,同样不可以因其参与八国联军而枉顾对其民主的研究;同样,找到他们所谓对内民主,对外侵略的体制之病,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个意义,正好是国际资本和中国体制现今的接轨之故。

   中国人当然有权批判甚至痛斥日本人之侵略,英法德人之侵略,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民主本性给日本国和其他民主国带来的富强和人权之道。否则,我们的轻易之否定,会使得我们枉顾其文化和政治路径的精准和效用,堕入西学为用不为体的历史之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循环,从二十世纪初叶遂已开始。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的地方。1,日本人是由福泽谕吉等西化派知识分子,开创了西学日渐的民主过程。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些知识分子是西学日渐的创始者。

   2,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走上所谓“仕途”,加入了日本的政治运动,方使得日本政界响应了他们的思维和号召,将其定位在日本官方之主流机构和主流媒体上,并且引导了日本政治文化之走向。

   3,这些知识分子的主流关照和那些知识分子的末流关照,在经过几十年的争论和实践后,遂呈现泾渭分明的态势。主流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几乎淘汰了社会主义等末流思潮,几乎径直走向西方主流政治学和政治路线。

   4,这个主流政治路线,就是宪政政治,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他们虽然同样经过很多末流思潮之影响,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几乎在十九世纪,日本人就通过自身的辨识和研判,通过大隈和一班亦官亦文之人,把这些末流思潮逐步废弃于日本国。这个辨识,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里,分析得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不能不让人看到,日本人、其庶民、其官员、其知识分子们,在选择日本之道路、之前程时候,所做出的努力,是完全正确和正当的。值得我们关注中国民主之人尊重、学习,甚至值得效法之。

   我们做出的比较,同样是十分明确无误的。

   和日本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官方乃至庶民,就是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叶做出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诞的。这个选择,从那些笃信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开始,那些“少年中国学会”,那些刘姓和江姓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村建设”者,那些转向列宁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舍本求末,误导自身,误导民众,从一个个国家否定论者,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变成共党分子,最后,变成一群党同伐异,涂炭生灵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从所谓西方末流主义起家,对中国这个试验厂广施暴力,把西方主流之盛宴变成西方非主流的残席。他们在五四时期的选择,最终导致“一声炮响”这个屠杀信号的爆炸!于是,和日本之大隈之流更好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弃置西方之民主普世价值,弃置三权分立和宪政政治,走向德莫克拉贼和民疯,以至于百年未变。

   如今,很多中国人,还在幻想借尸还魂,借社会主义之尸,还马克思主义之魂。他们新近发明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新民主主义论,恰好证明,他们比较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之政治观念,要落后一百年。

   中国落后,不是没有原因如上述。但是,国人常常以为,日本自发出遣唐使节以还,至明清诸朝,都是称臣朝贡——其实,自明朝,已经倭寇蜂起,扰我华夏——何以中土自盛而衰,最后酿成“九一八”危机。我们却可以从王芸生先生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鉴出端倪。虽然,王芸生和张季鸾只是给出一个诸如李鸿章卖国论,却惶惶巨著,未能给出日本强大之欧化或者化欧(后再详细)之原因。这个落后之议和大隈的强盛之议,适成对照,可做出中国由强入弱,而日本反其道之因——只是,现在国人又出中国特色论,以不民主抗衡民主论,说是可以走出一条特殊道路来;于是,中日政治文化走向又成争论。但是,中日历史,中日交流殷鉴不远,是非清楚,不可忽视,故有一班援引。借鉴于上书即《六十年》。从古代,尤其唐朝中日交往始——

   最早有秦皇派徐福浮海抵日。而日本存嬴秦焚书之余,百篇也!

   晋朝王仁携《论语》十篇入日。

   南北朝时,日遣使还自中土,得吴织吴女还。

   日人源光国,青山延光著作谓中日同史源于隋朝。大业年间遂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说,定日本为日国。日人始派留学生于中土。

   舒明天皇年——唐贞观年——日人仿唐制如祭辞与度量衡等;“盛唐威仪,行于三岛。”日人得蜜蜂于唐百济。

   齐明天皇年——唐永徽年——河边麻吕还自唐,佛教盛传于日本;日僧学于玄奘。

   武则天时期,日人真备传儒学于日本。日本注重唐乐。唐天宝年,日本使者仲麻吕请还。“麻吕(华名晁衡)在唐五十四年,慕华而不肯归日,与王维、李白、包佶、储光羲往来赠答,有雅士之目,明皇擢为左散骑常侍。……斯时广陵僧鉴真,率尼尤婆塞四十余人,从古麻吕行,至萨摩由难波入都。”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年——唐乾元年——日使清河,仲麻吕又来唐。

   唐宝应元年,日人尊孔。“尊王攘夷”思想根蒂。

   日恒武天皇时期,日本诏书一律汉音。

   日僧永忠受戒天台寺;天台宗传日。平城年,密宗入。

   宇多天皇宽平年间,中日交通,使节中顿。村上天历元年,“日人乃渐起轻我之心。”

   元世祖忽必烈问贡于日。后,明朝鼎定。倭寇生乱,“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太祖“列

   不庭之国十五,日本与焉。”是为邪恶轴心之始。

   万历四年,“经总督胡宗宪,总兵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协力攻剿,倭势大杀。”万历十八年——正亲町天皇年间,丰臣秀吉平日之乱。既而攻朝鲜。后败。

   德川家康时期敦促中国开埠通商,屡遭拒。明遗郑成功请兵日本,图复明室。不成。

   继而华商至日甚多。受桎梏。输出货殖由八千减至二千;船只由七十艘减至十。

   此时,明朱顺水亡命日本。德川尊为国师。朝夕讲学,风行日本。

   清朝转戾,江河日下。

   于是,事情从正面转变到反面。芸老谓李鸿章几错。1,“日本维新之治,逐日进取”。这个理由很充分——惜一言而已——所以引出我们的赘述。

   2,“不能安顿朝鲜问题”。

   3,“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这只是一个外律,内律则乏。

   4,与伊藤缔约《天津条约》,“致甲午之祸根。”

   5,《中俄密约》又铸成大错,酿成庚子赔款和日俄战争。

   6,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放弃山东,“暂时相安”。

   7,所以,“修明政治”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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