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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合作史的回顾与前瞻

国共两党合作史的回顾与前瞻

   刘自立

   一、价值混淆的国共两党合作

    国共两党两次谈判与合作,均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失败是蒋介石清党不成,共党实行八一起义,形成暴力对峙。后以抗战为契机,国民党被迫承认共党合法化。第二次谈判共党虚晃一枪,在号称反对一党专制之蛊惑下,联合民众、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合力驱逐国民党至台湾。这两次所谓谈判与合作之历史,都以蒋介石理想主义和模糊主义的失败告终。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一言蔽之,就是两党天然之共同属性导致——这两个党的苏联属性,使得即便是国民党,在其前期也和共党之革命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国民党变宪政为训政,共党变共产为极权(加之其所谓推翻国民党的短期目的,使得两党很像兄弟睨墻)。共党提出一个大于政党政治之革命原则,要挟两党都要贯彻实行,遂出现两党共赴革命之路之情形;换言之,无论国共两党,都有专制政党之理念色彩。都是并不彻底或者戏谑民主自由的机会主义政党。即便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在理念和主张上朝三暮四,忽而自由主义,忽而法西斯主义。

    国民党在其创建时期,就和共党在原则和模式上双向同构,互相渗透,和西方真正的民主政党甚至社会党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在蒋介石失败于内战以后,其转轨模式并未马上出现。直到中美建交,台湾地位岌岌可危,才有蒋经国毅然开放党禁报禁,变国民党为宪政主义政党。因此,国民党前后之历史遗产和现实处境,有一个向后看还是往前走的问题:是回归到前此专制主义政党及其遗产,继续和共党遗产沆瀣一气,还是在历史的含混中提取其后来基本厘清的民主原则,而非倒退到与共产党价值混淆的立场上去,是其现实走向的关键;换言之,如果国民党非但不发扬其反共的价值观,却是在“融共”的失败教训里重蹈覆辙,使得历史上败于共党的价值混淆观再次出现,那么,共党再次触动其软肋将其击垮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

    回顾历史,国共两次合作都是共党实行特洛伊木马屠城计,打入其中,分化瓦解,至其死地。第一次,是所谓打倒军阀,实行北上,实际上是引入俄国势力,以俄为师,出卖中国,遵守斯大林之国共合作之谬论,养虎遗患于国民党,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拉向融共产主义化,最后消灭三民主义。30年代中叶,蒋介石穷寇不追,错过良机,为所谓抗战大计,使共军存在合法化,最后铸成“攘外不安内”之既成事实,共党随之坐大;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蒋,联苏,抗战末期,获得日寇在东北之武库,遂以百万之众对峙于蒋军——一个被日寇夺取2000多将领生命之军队。

    抗战胜利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以反对一党专制为蛊惑,宣传土地私有制,(继而偷换为共产党之土地政策,就实行土地共产),为所谓解放战争打下基础。在对待苏联,抗日和土地革命之问题上,蒋介石大政失误,挂一漏万,无以应对,结果惨败。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战略,就是提出高于两党之所谓普世原则(自由民主)和人民原则,迫使老蒋就范,解除“安内”之政策走向,并且要挟实行多党政治,使老蒋不知所措,无以应对,妥协为之,最后失败。其间,国际间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自由主义式微,也是老蒋反共对策十分无力之原因。这个社会主义思潮使得中共拉拢大量知识份子和所谓民主人士及其派别,响应共党宣传,摒除自由主义,遂出现战场以外之“第二战场”,即后方共党学运。人们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理想为目标,最后被共党胁迫,利用,1949以后,又自作自受,全部被屠。

    这个历史人们熟知,却不能举一反三,得出什么有利之教训。其突出表现,就是台湾国民党的现实作为。他们从马到吴,到连,到宋……好像根本不见历史之殷鉴,匆忙忙向北朝见,和缓为欢,几乎忙得很高兴、很愉悦。他们的说法,也是有着一种似乎好像同样高于两党之理想论。这个理想论,就是两岸缓和与和平(还有什么双赢)论。他们似乎真的要抬出国共第三次合作,以期共庆。这个历史的重复是极其可悲的。为什么可悲?就是他们打出的一张共党改革和前途无量牌。这个牌和中共抗日或者孙文融共之牌路如出一辙。最后,融共变成消灭国民党——抗日变成消灭国军。那么,国民党现在的“融共”其归宿将会如何呢?

   二、国际维持论

    现在我们考察国共两党提出的国、共平台之主张,简单剖析一下。

    两岸缓和论。这个缓和论的前提乃是一种大于两岸国家认同和主权归属的国际威胁论——就像老蒋或者老毛各自受治于美国和苏联——这个美国之“维持现状”论,其实是两岸缓和论的基础。对于中共,其改革开放之于美国经济同构,是这个维持论颇受肯定的缘由;对于台湾,更加仰赖美国的这个维持论。究其原因,美国是保护台湾生存的唯一国际势力。于是,国共两党对于美国主义的响应,成为观察两岸实质关系的要素。在此前提下,中共的解放论也好,调和论也好,甚至搁置争议论也罢,都是跟随美国之维持现状原则而实施和制定的——而台湾的台独也好,中华认同也罢,同样不可以跳出美国维持论之藩篱。

    台湾民主也好,独立也罢,都是台湾本土化进程里的一个延伸。不论是马英九、还是陈水扁,都是台湾主权意识的自觉执行者——陈水扁的独立和马英九的民主,其实无实质区隔——祇是马英九强调民主多些,阿扁强调台独多些。问题的实质是,马的民主如果不是大中华之民主,那么,他的民主其实就是阿扁本土民主、也就是台独之另一种说辞。阿扁之台独,违反了美国利益,而马氏民主是不是违反了美国利益呢?是,也不是——如果马氏民主祇是台湾民主,那么,美国人不会担心这个民主犹如台独之挑衅;然而,如果这个民主,却是要实行大中华之民主,那么,就会改变大陆极权,台湾民主的“现状”——没有人会说,大陆实行民主不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个改变现状,改变大陆专制极权现状,是不是也同时改变了美国不允改变之原则呢?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政治并不完全代表美国的民意。国会和美国知识份子对于美台中关系的争执一刻未停。祇是美国素有偏向胜利者的习惯。我们祇要能够促成大陆和台湾共同民主,美国的维持论也不是不可改变。祇是,台独方式,在不进行大陆民主进程的时候,强调台湾的独立和绝对孤立,反倒是美国极力阻止的行为。在这一点上,阿扁的台湾独立或许也有台湾孤立主义的负面因素。对此一点,亦不可不察!重复而言,我们作为中国人和中华人,绝对不希望任何背弃大陆民主诉求的台独和台湾民主;但是我们和民进党人一样,尊重台湾人的选择。这一点是不是有奥于马英九政府的政治观,尚待事实的演化。从马英九不谈自身是“中国人”和吴氏谈及马祇是以“先生”称谓,可以看出台湾人面北自律的一点秽形!

    所以,北京和台北现在心知肚明,就是以不改变之为前提,打铸两岸共识:台湾可以民主,北京可以专制、极权——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实用主义政策。我的提问是,美国人既然如此鼓吹台湾之“民主灯塔”说,为什么不可以改变现状,使得北京改变为民主政权呢?于是,价值说和民主论被辖治在维持论的限制之下,不得动弹。进而言之,这个所谓两岸平台的建立,是以维护中共政权之“不改变”为先决条件的。所有的通融,缓和甚至进展,都是不得触动北京政权的另一种解说。这是北京和中共大力赞扬国民党送上门来实行“双赢”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国民党领袖吴氏北面君王的时候,他完全失去了“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的中华之古训。

    在此前提下,国民党总裁到北京去去作甚?十分明白。他们是去朝见那个维持现状之北京政权,并且打消这个政权和台湾政权的某种价值争议和人权龃龉。他们的短期目的和长期目的并未有效示人;人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谈判与合作,是不是正在重复国共上两次合作的梦魇——那个梦魇,以美国宣布延安为民主典范,国民党为腐败政权宣告结束。那个起点,就是我们上面说的1949年。美国人在1972年重复了这个做法。这次,他们不是打出威尔逊的民主牌,而是打出了老罗斯福的国际战略牌,就是对苏联打中国牌。现在,美国人要想鱼和熊掌兼得。他们祇好既打台湾民主牌,也打中共改革牌——这是他们第二次认为中共是民主势力——未来的民主势力,是“负责任”的大国,是经济、继而政治前景无量之国家,等等——于是,马政权也就尾随美国,对于北京政权的一切宁愿估计它的好处,而规避了起码的对于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应有的批判。在“解放台湾”时期,蒋介石批判过共党和文革,殷海光批判过红卫兵——而现在,马氏政权及其知识份子对于北京的现状究竟作出何种批判和解析?有一种奇谈怪论,人们可以分成蓝、绿,质疑当政和在野两党于民主原则,而对于北京政权则一切朝好处看——这难道是台湾民主灯塔之原则吗?批判过六四的马先生,现在如何应因六四的再解读与台湾之政党轮替?究竟有无勇气否定这个残酷的屠杀和解释“北京会好起来”的政治因素?他们释放的一切善意,中共是不是也会予以回报,所谓国际空间会出现“两个政府”的理想局面?

    台湾人中当然不乏这种具备美国中国观,中国学之人士。他们认为中国对于台湾释出的善意,一如台湾对之释放的善意,会为双方争得双赢。从加入世卫,到让度政府席次于联合国等等。这种一厢情愿几乎成为台湾主流民意和主流知识份子的声音。其间所谓台海两岸的国共基本价值分歧,好像变得并不那么尖锐,可以不释而存,和平共处了。他们等待一种所谓国际大格局的转变(马英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再来确定台湾主权和主权意识;所有关乎于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之说法,好像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大家谈而生畏,惟恐避之不及。这种孤立主义或者叫做回避主义观念,不禁让我们想起国共上两次谈判与合作的同样之规避主义。一如前说,祇要国、共双方为了一个高于党籍利益的原则而进行谈判,那么,这个原则的真伪虚实就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忽略不计的现实表达、就是搁置争议。这个搁置争议,是不是很像北伐时期的国共两党之合力反对军阀、抗战时期之全民抗战呢?这个北伐是不是造就了叶挺和红军,抗日是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其间的价值分歧和政治斗争,是不是最后压过了两党之“统一战线”?现在,台湾国民党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实行单向主义运作并秉承这个运作制作梦幻交响乐的行止,必然导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失算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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