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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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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1984年有多远?

   ——读龙应台的《野火集》让我悲喜交加
   
   Hornsby 是悉尼北边的一个小镇,今天我在街道上散步,信步走进小镇图书馆。高兴地看到图书馆里设有中文图书。几百册中文图书都比较旧,顺手翻了翻,准备离开时,看到一本龙应台先生的《野火集》,是1985年圆神出版的。于是坐下来,翻开看了起来,没想到,这一看就是三个多小时,直到把一本《野火集》从头看到尾。这本《野火集》分三部分,后面两个部分都是当时台湾各界人士评价《野火集》以及部分读者来信的,我也匆匆扫了一眼。
   
   放下书走出图书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按说,龙先生的《野火集》没有人不熟悉,而且其中几篇文章我也在很久前看到过。不过如此仔细地阅读全文,却是我从事写作后的第一次。而且,其中有多篇文章以前只是听说,并没有读过。当时想的很简单,20多年前的批评文章,不看也罢。

   
   这次一气呵成读完后,感慨良多,虽然说用“悲喜交加”有些文学了,但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词儿。姑且做作一次,酸腐一下。
   
   说悲喜交加,但喜的不多,主要是悲。三个多小时的阅读过程中,时时掩卷沉思,分分钟“悲从中来”,——悲在哪里呢?
   
   首先,发现自己差一点成了“剽窃者”。此话怎讲?我写针砭时弊、批评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时间不长,加起来也就两年不到,可是写了一百多篇,数量不算少。当然内容都大同小异,看见不顺眼的,结合自己的经历,就一气呵成,一篇文章最多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总算得到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大家互相鼓励。
   
   可是,看了龙先生的《野火集》才猛然发现,我批评的很多现象,我批评的角度,分析的问题等等,人家龙先生几乎都在24年前写过了,而且毫无疑问,比我写得深刻,文笔也好多了。你想,如果有一位读者同时看我的文章,再翻一下二十多年前这本《野火集》,即使不指责我“剽窃”,也绝对会认为我是“跟屁虫”,你说我冤也不冤?
   
   让我“悲不自禁”的第二个原因是:龙先生批评的那些台湾弊端我怎么那么熟悉呀。当然龙先生虽然表面在批评台湾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但含沙射影的矛头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国民党不民主的体制。如果说我把自己的文章和龙老师的相比有点自以为是,可另外一点却说明问题。那就是我看的这本《野火集》里附录的读者来信。实在是太惊悚了,这可不是我编造的,或者自以为是。因为我的博客后面的留言和评论现在还都在网络上,如果读者对照龙先生当时收到的读者来信(这里主要指批评和威胁的那些)和我博客下的留言,你绝对会认为那些在我博客指责和批评的读者根本不是自己写评论和留言,而是原封不动从龙老师书上抄下来的!
   
   谁再敢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你们就拿何其相似乃尔的读者来信说事,保证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当然有些名词变化了。例如,当时攻击龙先生《野火集》的台湾读者说龙先生是要破坏党的领导——这个党自然是国民党,而指责我的大陆读者就另有所指了。
   
   再如,当时有很多读者来信强烈指责龙先生的文章是帮了对岸红色中国,搞乱了台湾,破坏了台湾的稳定和团结;现在大陆的有些读者几乎用力一模一样的语言结构,只是把当时对岸的红色中国换成了大洋对岸的美国和澳洲——哈哈,哎呀,应该感到悲痛才是,我怎么笑了?
   
   那么,第三个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什么?那就是这本让我坐在公用图书馆的书虽然看上去并不破旧,却在后页明明白白写着出版日期:1985年。那时我在哪里?还在上海读大学。也就在那时,龙先生不但写出了这么多我至今还在模仿的好文章,而且,更主要的是,人家的文章出版成书了!
   
   阅读龙先生的《野火集》,虽然文字优美,但杀伤力却一点也不低,而就在那个时候,她的文章不但在中国时报上发表,而且成册出书了。可是,我的文章不但无法出版,而且,有几个主流媒体使用?就算在互联网上,说了几句良心话,也还得躲躲闪闪,好像一个在虚拟空间里的罪犯,稍微不小心,还被人家“咔嚓”一刀删掉了——是我的文字不够优美?还是有人太丑陋?!
   
   不过,人家龙先生身为温柔的女性,都能够如此坚挺,我一个老爷们,整天悲悲切切,实在让我自己不齿。于是振作一下,决定“化悲痛为力量”。
   
   那就先找一个切入点吧。从哪里找?当然还是手头的这本《野火集》。这本集子里有一篇文章我最喜欢,就是“奥威尔的台湾”,奥威尔就是小说《1984》的作者,在这本写于半个世纪的前的政治幻想和讽刺小说里,奥威尔向我们描述了一个集权社会的丑恶嘴脸:“思想警察”无所不在,老大哥在处处监视你的一言一行,甚至监视你的面部表情;垄断了真理的独裁政权用改变历史的方式让你接受现实,从而也控制了你的未来……
   
   就在这本小说写成后半个世纪的1984年,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台湾的思想特务”的文章,而这一年也正好是龙先生好几篇《野火集》里的文章完成的年代。龙先生带着感情却又非常理性地把当时的台湾和奥威尔书中描写的独裁专制的1984做了比较。虽然当时台湾的思想警察还到处都是,而且经常想方设法扑灭《野火集》点燃的那把火。可是,我们也都看到,龙先生就是在那一年出版了《野火集》——当时的台湾已经在台湾人民包括龙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触动和推动下,缓慢地前进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点让我“喜出望外”的地方,难道这还不够吗?1984年现实的台湾我没有见过,但历史上腐败残暴的国民党独裁我却听说过,而且龙先生也告诉了我1984年的台湾;独裁统治下的奥威尔的“1984年”我没有经历过?至少奥维尔的书我看过两遍。如果说这些都不能眼见为实,那么我却是实实在在地见过当今的台湾——岂止是见过?我走过,听过,看过,感受过,幻想过……当今的台湾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甚至龙先生在1984年批评过的丑恶现象并没有绝迹,但毫无疑问,台湾不但把奥威尔的1984年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且也告别自己的1984年,向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了24年!
   
   这不值得我喜吗?值得!然而,这却不是那首歌中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主要原因。让我保持乐观的心、欢天喜地的精神的,却是我自己的联想。24年在人的一生中也许有点漫长,但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却显得很短。既然一个小小的中国人的台湾能够在24年间从奥威尔的1984、从龙应台的1984年走到一个现代化,一个拥抱了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人权、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台湾,我们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人民有何不可?
   
   悲喜交加中的我不禁想问,问你,问他,也问我自己:我们逃离奥威尔的1984年有多远了?我们离台湾的1984年还有多近?
   
   杨恒均 2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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