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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不是毁灭性悲剧的先兆!

   但愿不是毁灭性悲剧的先兆!——也谈汶川地震中的是是非非(首发稿)

   文章摘要: 震怒上帝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就是三峡或者整个中国自然秩序的破坏那一刻——那是一种积累,一种演变。那时,我们将最终放弃了自然神的呵护,使其愤然离去。那个时刻一旦到来,改变将是十分可怕和绝望的。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5/16/2008

   地震了!大悲剧发生!人死了!人,不能复活?!

   人们在信息匮乏和信息爆炸里徘徊。人们按照各自的宗教情怀和政治原则,发表对于死难的看法。没有人会单纯幸灾乐祸。因为,出于一种消除人祸的理想,他们认为政治上的灾难,和自然灾害紧密联系——这也是著名学者阿玛雅.森的看法——那是他对于饥荒和专制极权之关系的看法。

   现在,政治上的禁锢和政权、政府的救难联系在一起,人们很难对于政府的行为给予一如震前发出的批判。所谓投鼠忌器的担忧,和对于温先生行止的评价,都出现特殊的背景甚至语境。我个人,很是赞赏温先生不顾高龄赶赴现场的毅然行动。(一如一些作者所言,其他更加年轻的政客,不知道何以不去现场,龟缩京都省城……)

   我不知道在历经了几十个小时,错过黄金搭救时间以后,他们到达汶川的实际意义,加上在几乎超过七十小时的时候,才传出接纳国际救援队的信息,作用如何。不知道军队是不是因为雨天或者道路障碍,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不赶到现场。不知道温先生控制和指挥军队的权限究竟有多大。……但是,在这个复杂而悲哀的时刻,人们尽管可以按照自由的权利批评所有官方决策和官方媒体,但是,几乎多半中国人,现在疏于谈论政治和宗教。

   难道人们真的可以在孩子的尸体上解读文化和精神元素吗?至少,我个人脑子空白,只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而挥之不去。这个问题是,汶川地震是不是一个先兆——一个更大更残酷更绝望悲剧事件的先兆。在这个预感的强烈启示下,才出现对于整个地震的描述和阐释的冲动;并且,逐渐回到思索的状态而非怆泣的状态里去。

   这个先兆是不是可以描述,可以预测,则完全没有把握。而且,正是在这个前提上,我还是回到了政治-自然之关系的课题上,做一个可怕的预言——但愿,这个预言,只是我的愚人之幽默,愚人之蠢话,不会变成现实。这个预言是什么?就是:汶川悲剧只是一系列悲剧的序曲!

   为甚产生这样的感觉?来自人们对于汶川地震非常常见的解读。也就是说,汶川地震和今年年初的冰雪灾害,缘于三峡的建立改变了地质和气候,乃至出现整个自然界的反馈和报应。这个报应,正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使之发生一种也许是可怕的未来毁灭。这样,未来三峡或许出现的灾变,将把汶川事件转变成为众生之灭的悲剧之第一幕。这个先兆现在强烈地暗示中国人。

   再早,中国的伽利略黄万里先生,他可是犹言在耳。我们也许在2008年这个"八"字的年代,得到了类似耶稣对于耶路撒冷人不听劝告而带来的巨大惩罚。上帝不救他的意志违背者。这个事情,是不是天意,是不是现实,我,不知道。但是,在有限的层面,中国人和中国政治违背自然之神的意志,随意改变上帝恩赐的自然环境,破坏养育和呵护中国祖先、今人之长江大河(黄河),至少在"天怒"这个层面上,得到了回应。人们正在因为这个"罪过",成千上万地死去。那些压在水泥板下的孩子们,和耶稣谴责过的耶路撒冷的孩子甚至孕妇,究竟,是不是时间上的对应呢?但愿不是。

   以泪洗面的看客和愤怒大叫的评家,是不是因为上天的不公和惩罚,而归罪于政权呢?也是众说不一。确实,这个判断,也许,并不全面的——客观事务和主观事务,在哲学史上,已经逐渐消除了他们的界限,于现象学,更早,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人们还能不能抓住什么来解释这次悲剧的天意呢?

   我们只能从上苍的层级,逐渐下降,做出解释。一个明白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政权,破坏了长江大河对于我们的养育甚至保护,致使祸端不绝。三峡造成的气候和地质原因,如果不是政治,难道还有什么更加合理的解释呢?虽然,印尼和美国的灾难,甚至更早的西班牙瘟疫和庞培的毁灭,也许,确是天意,但是,我固执地认为,如果人祸加于汶川,就是因为我们正在破坏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人文之精神。这也许还不是震怒上帝的时间。

   震怒上帝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就是三峡或者整个中国自然秩序的破坏那一刻——那是一种积累,一种演变。那时,我们将最终放弃了自然神的呵护,使其愤然离去。那个时刻一旦到来,改变将是十分可怕和绝望的。那么,不改变的前期是什么?就是顺应上帝或者自然神的意志,恢复长江大河原有的生态环境。但是,汶川地震说明,这个改变和毁灭已经开始——这是真正天怒人亡(人已不可有怒!)的起点!

   这个灾变,如果仅仅是一种小说或者诗歌描写的黑色幽默,将是我们最大的幸免!如若不是,那么,汶川成为悲剧序曲的可能性,就会存在。于是,自然和政治课题的分离或者疏远,都将取决于我们今后的选择——或者是宿命式的选择——自由式的选择,就是被不自由所桎梏——

   我们是否可以突破自由就是不自由的选择,现在根本看不出来。

   如若国人之命运果真如是,那么,就不是天将降大任而是天将降毁灭!在我们的"庞培"覆灭或者拯救的课题上,政治是不是第一步小拯救,人们难道还不能顺次推导,得出结论吗?如果按照森的看法,1959年的饥荒,是一种政治,2008年的地震,难道不是吗?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人,国人,是不是受约上帝,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人,是不是可以变换上帝对于我们的孩子,妇女的大冷漠,也取决于人们是不是接受上帝的拯救。

   顺应了汤因比的说法,就是:人类其实拯救了上帝——我们的解读是,西方的上帝恺撒论和他们的政治建设,恰恰就是对于上帝拯救的认可——这个认可,就是互补于上帝对于人类的拯救之道。否则,一切都会受到他(HE)的惩罚。

   于是,路径出现歧途—— 一方面,是国人不太顺应类似新约的耶稣劝告,一意孤行;抑或,上帝正在试图给他疏忽的东方之国,一个天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要中国人在毁灭后重生。事情要是这样,汶川课题引发的议论,就变成小小不言的毛毛雨了。

   换言之,是不是在所谓"宗教"意义上,我们正在顺着这条类似卡赞札基所谓犹大耶稣勾结,以基督之死换生新世界的道路上漂流而去呢?

   我们是不是像犹太人不听耶稣警告一样,还是一般性地掩埋好同伴的血迹,又从容上路,一返故道,于汶川地震之后呢?

   如果事情就是如此,那么,上帝之戒,之罚,他带来的毁灭,也许就真是未来,而非未来主义的现实。于是,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角度上,都不愿意迎接这样更大的悲剧。

   知,还是行?行中知之,抑或相反?古人和近人都讨论这个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是无法讨论的。就像一些西方人说的——我们无法讨论上帝(的存在)。

   下降一个层次,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可以得到启发,应该不是就事论事的研断,而该是对于再毁灭的忧虑乃至警惕;如果我们根本无法带来汶川地震后,对于三峡未来的忧虑和警惕,并且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事态更加严重,那么,所有现实,理论和哲学,都会成为映证更大灾变的事后叙述,而非预警。如果我们只是记住了汶川,忘记了三峡,一旦黑色幽默或者一点也不幽默的毁灭出现,我们难道可以逃到我们的"埃及",可以避免我们的"耶路撒冷"的毁灭——难道我们仅仅是毁灭过"三次"吗?

   如果三峡出现灾变,我们的汶川,就是以小灾迎接大灾——我们难道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一、两千年以后,再在毁灭后重建国家吗?

   中国民族是不是经受得起这样的考验呢?

   我们的文化和以色列浪迹文化,不灭的耶和华精神即有神论,难道可以互相模仿和复制吗?

   我们一旦失去家园,代替我们的又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的"哭墙",来号哭失去的一切吗?

   所以,我们在悲恫汶川的同时,至少,要考虑到森的灾难政治论。也许,他会帮助我们从小层次的政治经济论上,得出结论。

   还是那句话,自然法则,只要涉及"法则"这两个字,就关系到人类对其之解读;人类解读一出现,人类的政治见解就会随之出现;人类的政治见解一出现,势必产生森式批判——这个批判,不是对于一事一物,一是一非,而是理据政治,经济乃至自然法则。否则,政权的枭小意志将会把我们自灭于上帝,自灭于长江大河,自灭于中国。

   《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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