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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主与侵略(下)

日本的民主与侵略(下)(首发稿)

   文章摘要: 民主之核心即为民意——民意于某时,会发生某倾向性,一旦民意被操纵,多数民主意志转向,暴虐少数,不融异见,即成民粹和独裁——他们都是打着国家复兴和人民解放(希特勒式的雪耻和解放)之借口,鼓吹之,实行之——少数派的国内观点和少数派的国际观点,就落在身后,被遮蔽,被拒绝了!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5/9/2008

   在研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关系的课题时,我们自然涉及希特勒颠覆魏玛宪政和魏玛文化之举。他借助民主选举毁灭了民主宪政——这当然是一个悖论——与其说希特勒利用了民主,不如说,正是他毁灭之。这个历史的原因,坊间多有说法,含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犹太人与官方之沆瀣主义,国际间的绥靖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不一而足。其中,民主和侵略之议题,自然也是不可或缺。民主之核心即为民意——民意于某时,会发生某倾向性,一旦民意被操纵,多数民主意志转向,暴虐少数,不融异见,即成民粹和独裁——他们都是打着国家复兴和人民解放(希特勒式的雪耻和解放)之借口,鼓吹之,实行之——少数派的国内观点和少数派的国际观点,就落在身后,被遮蔽,被拒绝了!(就不要说英国议会,曾以多数派通过对华之鸦片战争!那也是"民主"决定!)

   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的军国主义改变,有迹可寻,且证据确在!这个转变,也是对内民主和对外侵略之事实,之证据!从《五十年》一书里,大隈编写的明治几十期议会主旨,到明治以后,日本民主政治转向,皆给出了证实我们结论的事实。这个事实,同样是"民主对内不对外"之西方政治历史之证——虽然,这个做法,正在被现今的美国政治所改变,但是内涵极其有限——如,前此的越战,韩战,现今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

   那么,日本人在政治改变时期的轨迹如何?其议会体制受到攻击,军阀势力结合皇权政治,是转戾点。也就是说,民主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旦收到侵蚀,掩藏在皇权政治中的非理性主义就开始上升,乃至遮天蔽日,民疯民狂,一发不可收拾。加之爱国主义转换成为神道变种,日本人所谓一向以来的避免血腥,从避免革命蜕变成为迎接杀戮和侵略。于是,大隈重信本人,也就一分为二,为两个人:一人,是其民主创制者,一人,是侵略元勋。所有日本传统和日本文化,在侵华战争中,结束了他们的维新价值,变成一种兽性原则和无原则,无人道,无人性。事情就是这样残酷,惟一不二——没有日本人侵华战争中的任何观念和理据可以被谅解,被通融——那是不折不扣的反日本民主之负面遗产——是丑陋的日本人的不二写照。

   这个论点之举证与过程,辑如兹——根据大隈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始》,我们看到这种转变。

   如,明治第十五届议会,由陆军大将子爵贵太郎任总理大臣;第十六届,议会两次解散;十八届时"俄国不践约撤兵于满洲示永久占领之势。交涉起于日俄之间,其议延及于朝鲜半屿。日本政府径向俄国而求妥商,亘数月而不得归决。民众渐愤慨其外交之缓慢。主倡开战者结成对俄同志会。议论壮烈。""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日俄开战。日本人民举国为政府后援。……盖人心倾注于对外而不争竞于选举也。"第二十次议会军费大增至三亿八千多万圆。二十一次,增"军费七亿八千万圆"。其中很多迹象表明,此时的日本议会尚在朝野、皇权民权、议会权之间龃龉斗争。很多想法依然杰出,如,十四届时提出,"盖赖君主信任为宰相于专制政府者易。以政党之首领统领立宪内阁者难。君主一人,政党多数,得信任于一人与得多数信赖则不同也。"指出多数少数,皇权议会权之定位。又,第十届,"此时新闻纸条例改正,始费发行停止之例。是为言论自由之新纪元"。这些都是内政正面之迹,唯独对外,是所谓举国一致,导致官民之间的一致扩展意志未得阻碍。

   其二,由武士阶层的参与和渗透的政治传统,导致其军人势力坐大,以至于左右和一统政界异见,从而终结了文人政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大正三年,大隈内阁满族了"增设两个师团的任务"并扩充海军。(见《日本史》依田憙家)。昭和五年,因为削减军舰问题,日本军部攻击其内阁。强调"军队的统率权来自天皇,",日本军方参谋本部代日签约是侵犯统帅权。军部势力坐大,常常"随意地发起军事行动,造成既成事实,强加给政府。"(同上书)。昭和六年,日本右翼企图打倒政党内阁,建立军政府,未果。随后发生暗杀犬养首相事件等"血盟事件"。政治走向开始充满血腥。元老西圆寺公望采纳了反对政党政治的主张,推荐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再随之,陆军省发布实行统制经济之说,坐大军方势力。遏制言论自由猖獗。

   自由主义和反侵华论派教授泷川幸辰、矢内原中雄和津田左右吉,被免职和查禁事件。昭和十一年,青年军官袭击首相官邸,岗田首先遇险。随后,广田弘毅内阁接受海路军大臣由现役军官担任之制。军部可以废黜现役大臣。昭和十二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林铣十郎和近卫文麿相继组阁。届时,发生驰名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此,日本民主完全转换为日本屠杀。

   其中,众所周知之《田中奏折》,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极至之证明。奏折中言广为知晓,再引述——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提出"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三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引自网络资源)

   这个过程,比较希特勒攫取民主要为漫长,其轨迹和特征则同,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加之新殖民主义。

   其三,就是所谓日本国民的爱国主义和天照子民的扩张野心——这个野心可以说是晚来的"'新'殖民主义",也就是在西方列强瓜分完毕世界以后,日本横空出世的侵略政策。此国策,甚至造成了他们在二战末期拒降玉粹的疯癫之举;就连十几岁的男童,也要应征入伍;国民财政的百分之百,用来战争,致使饿殍遍国,羸女持家,遍国废墟。

   于是,日本的侵略野心,造成了类似俄国和中国革命造成的乌托邦,战争和革命的"理想"终致邪恶和罪虐;是东亚两个大国给予世界和人类造成的涂炭和毁灭——好在,日本被原子弹炸醒,回到他们在大隈重信书中论述的民主原则中去;也就是说,他们完成了一个悲惨的轮回,又复回到他们再早创制的体制、也就是民主体制之中,且将天皇精神和神道原则,打回到政教分离的现实政治结构之中,同样效法了西方的恺撒和上帝之分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不可理喻和无法操作的实践;而中国现实,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分域和分离——这也是中国人不能回到哪怕专制主义国家结构的要害所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扩张主义和闭关锁国的封闭主义,造成了日本和中国的两种治国模式。日本,在度过"尊王攘夷"和"脱亚入欧"的改革时期以后,并未能够摆脱殖民侵略的军国主义政治——而中国革命论,造就的反抗侵略和民族独立,却忽略了民族民主——于是,日本和中国这个两个亚洲重要国家,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悲剧的命运。摆脱这个命运的日本,很快回到民主主流社会的政治建构之中;而中国,还在经历孰去孰从的迷惘境地——他们中的政治见解,甚至停留在这样一种奢望之中:我们可以几乎永远不走明治维新和西方民主之路,却也可以同样造就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殊不知,正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以前,偏离了民主之路,走向军国主义,致使迎来战争,遭到破坏,乃至几乎毁灭;而中国,或者中共的不民主之路,是不是会因为中国无侵略(近代以来),就会避免破坏和毁灭的命运呢?

   问题的提法应该这样。德、日两国虽然经历了二战前后败坏民主的政治实验,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但是,所谓石在,火种不灭——他们战后实行的再回民主建构之道,不是没有"先验"之路径的——这和中国历史上现实中本来就没有民主不同。魏玛宪政和明治维新,就是他们回复民主的基础。大而言之,西洋和东洋的政治观念,在异构于中华文化时,本来就不是一个基础,一种传统和一种思维。我们同意"日本无革命"说,就是因为日本人同构神道,皇权,幕府和王政,他们欧化或者化欧于西方,却基础于本土的文化兼容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在日本,和民主之所以本在德国,使得他们绕过几十年短暂的法西斯主义,恢复了自由建制和公民社会。这也是其应有之义和传统之道。我们说,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并不能涵盖整个日本文明和德国文明,因为,那种违背日本和德国历史的倒行逆施,并非德日文化的所在,而是其反文化之所在。这个议题,关系到对照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定位。

   中国文化里,本来就没有民主。这是此前很多学人之共识。但是,中国文化里本来也没有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同样要给予重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之所以走到法西斯主义,把坦克开到街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大隈重信甚至俾斯麦这样的改革者。毛、邓秉持的革命和改革原则,距离明治维新思想还差一万里。所以,中国人既不同于德国人,也不同于日本人。中国人在戊戌变法时期接近了国际思潮。孙文和再早的四君子,确是提出了接轨国际法则的维新和变革。但是,他们在超越中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时候,完全没有僭越中国传统政治的可能性。1,他们没有日本朝野的接轨和民间向官方流动的明治体制。2,官方接纳四君子,本是民为官用,而非官民结合。3,朝廷本身,并无明治时期的民主和议会,将庶民阶层纳入众院。4,革命使得孙文进退无据,最终走向俄国——他曾经觊觎日本而被斥回。5,于是毛贼蜂拥,既断绝中国文化传统,又断绝西方主流价值,成为断绝革命和反文化造反。6,邓改革,秉承另一条思路,就是接轨国际资本的无民主秩序,将之结合中国传统中的皇袭政治和血脉政治,造成党阀和资本家同轨,唯独排斥民主。7,于是,日本维新之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几代人的抵制和歪曲中迄今毫无出路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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