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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主与侵略(上)

日本的民主与侵略(上)(首发稿)

   文章摘要: 那么,日本政治改革既然几乎完善之,成熟之,何以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变宪政民主为神道僭妄,变儒家和孔孟之为武士道精神,为一种惨绝人寰的屠杀之道,变民主言论和自由选举之文化为一种法西斯国家主义思维与行止呢?这个转折来得同样如樱花开落,迅雷骤雨,几乎无法逆转。其中,日本人在几个方面没有做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为其错,其罪!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5/8/2008

   中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初叶面临同样的西方叩击国门,要求第一轮全球化的挑战。日本面对之,在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以后,基本上实现了日本和西方政治一体化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就是日本实行了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改革。其政党、反对党政治,议会政治,报业自由等等建制,在"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中语)之历史中产生和建设,且逐渐成熟。其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在结合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后,本着日本人一向以来对待其神道文化的崇拜和服膺,达致了西教东渐的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达到了日本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最初融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在采纳了孔孟之道和阳明之学以后,最后转向神道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这样一来,日本最初的宗教融和局面,得以完成。

   但是,这个宗教融和并未醒示政教分离,尤其是政道分离的原则——政治民主进程和神道文化的区隔——遂埋下政教一统之祸种,在战争问题来临时,乏于应对之道,且被殖民主义的文化合力推导,走上枉顾民主异议的军国主义道路。

   然而,我们在剥离其对外扩展这一点看,日本政治维新还是可资借鉴,不乏正面启示的。其中,引领日本改革的人物,在经过亦上亦下,进退自如之仕途路径以后,完全影响和直接参与了来自政府和民间双方作用之的启蒙运动,使得日本知识分子基本上主宰了该国的文化建设和政权改制。所有伟大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进入过日本政府,最高官位达致内阁总理大臣,如,木户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这些类似法国复辟时代之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的、影响和左右政府的日本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使得该国避免了他们历史上一向不曾出现的革命。这就是大隈重信之"日本无革命"说的历史与现实。

   这个无革命,一来,造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幕府文化和王政文化的政治重构;二来,造成了日本宗教文化,神道文化,武士道文化和东西方宗教文化,佛教和基督教的重构;三来,其阶级划分,在延续了武士阶层作为上对大名阶层,下对平民阶层的中介以后,逐步走向公民社会。完成了武士阶层渐微消亡的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最后,使得武士和武士道精神转化成为一种历史博物和文化遗产。

   其中,日本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政治定位之精准,是其抛弃东西方负面文化遗产和精神诉求的关键。不像中国知识分子,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争执和试验以后,或者如陈寅恪吴宓等,气节骨品虽然高企,却不能引领大众从式微的儒教中获得精神启示和行为规则;或者如胡适之等人,在蒋介石政权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不定,以至于使得民主宪政不为中国民间所知和实行;或者如毛氏小知识分子辈,借助俄国势力形成暴力革命,断送了中国实行正面西化或者全球化的路径。而在中国官方和朝廷,政权一面,或者对于民间抗争予以镇压,或者对于改革与宪政久拖不决,或者灭亡于民间革命,遂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改朝换代,甚至不及于前朝的文化灭绝和政治堕落。全无日本在阶层之间,官民之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之间的流动和变通,造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于是,日本在上上个世纪末叶完成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国迄今尚未起步,乃至于还停留在对于所谓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救中国之讨论上——还停留在共产党是不是可以挽救,可以改造,可以民主之问题的讨论上。须知,这些课题的讨论,在日本百年前已经做定。日本人的社会主义研讨和追求,在明治时期,经过片山潜等人的努力以后,基本上为日本社会所抛却。不单在思想层面日渐式微,在政治路径上,也使得社民党人纳入选举文化和议会政治,从而把暴力主义的势头,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并不完全是一种镇压行为,让社民党人纳入政治轨道和规矩方圆之中,是为根本。以后,日本共产党虽然存在,但是已经成为一种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前此,我们在关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述中,已俱其详。)

   那么,日本政治改革既然几乎完善之,成熟之,何以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变宪政民主为神道僭妄,变儒家和孔孟之为武士道精神,为一种惨绝人寰的屠杀之道,变民主言论和自由选举之文化为一种法西斯国家主义思维与行止呢?这个转折来得同样如樱花开落,迅雷骤雨,几乎无法逆转。其中,日本人在几个方面没有做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为其错,其罪!

   日本人融化神道与儒教,佛教和基督教,不可谓不成功;日本人结合天皇崇拜和政治现代化即君主立宪,亦不可谓不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民间抑或进入仕途,产生官方和知识界西化或者化西,欧化或者化欧之举,亦不可为不成功……但是,其中要诀是,他们的神道和政制,对于民主政府的作用反而大于民主政府对其之作用——也就是说,神道天皇说,在没有政治约束,又无法给予众绎的情形下,一旦脱离政教分离,就会复辟为一种绝对精神和普遍意志而左右社会舆论,而出现民粹结合精英的独裁政治而背离民主——此时的民主已经转换成为神道政治操纵的民粹主义和侵略论。

   二,明治以后,日本武士道精神不曾顺势应变,思量改革,终于转变成为日本军阀对外扩张的精神诉求。其中很多原有之义正好附和晚些时候的战争野心和武斗残暴。在《武士道》一书里作者新渡户盗造说过和本尼迪克与小泉八云一样的话;中国的周作人和戴季陶也有附会。但是,他们很少拿自由民主比附武士道精神,这是中外作者疏于点到的要害。我们说,武士道精神在正面意义上,反对了,或者预见到日本战争的邪恶——同样,武士道所谓负面因素却成就之,唆使之。(比如,在战争问题上,该书作者开宗明义就援引英国美学家拉斯金的战争之美论。说——

   "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也意味着它同时是人类一切崇高的道德和能力的基础。发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奇异的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简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民族,都是从战争中学到了他们的语言真理和思维的能力;他们在战争中获得涵养,却因和平被糟蹋;通过战争受到教育,却被和平所欺骗;通过战争受到训练,却被和平所背弃;一句话,,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这就是号称和日本同样是伟大岛国学士的名言。日本人的武士道之全部精神根据,也许全缘于此吧!其中,政治解读的含义,又是来自国家主义的尚父理论。他们援引俾斯麦的话说,"极权政治的首要条件是统治者具有正直、无私的强烈的义务感,精力充沛和内心谦虚。"于是作者敷衍道,"民众舆论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主义同极权主义就融和起来了。正是这样,武士道也接受并且坚信与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不同的父权政治。……专制政治和父权政治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情况下,人民只是勉勉强强服从,反之,在后者的情况下,则是'带着自豪的归顺,保持着尊严的顺从。"这个奇谈怪论只有中国人可以接受吧!

   他还援引中国古代名言"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是也!于是,武士道的政治精神就被这样定格在作者预期而未知的侵略和战争中;日本士兵和人民,也就这样"顺从"了他们的父权极权于万劫不复之地!

   同样,这个作者也意识到,如果极权主义实行诛心之举,就未免不成道理。他说,苏格拉底是服从国家意志之范型,"他生则遵从良心,死则服务于其国家。"但是他说,"国家强大到居然对其人民要求良心的指挥权之日,那才是可悲的!"这个道理和他前面的父权主义,刚好矛盾——也就是后来的学者所谓,极权主义之国有化经济和国有化思想之谓。这里可以不用解释这个常识。毕竟,新渡不是哈耶克。

   举凡他所言之武士道,就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复仇等等。同样从正负面究之,都是理据和理据之反。义,是为义务——而义务,来自先验,还是后验,是国家,还是个人,是群社,还是个性,就成为义理之异。如果只是义务于神、皇,则就是战争论。反之,就是反对之之论。

   勇,也如是。"见义不为,无勇也!"却也要先规定"义"之前提。就是,要在议会和媒体上作现代示异见展现,多数表决,人民检验。不是皇权为义,为之而勇。

   仁,更是对于日本战争现实的嘲讽。至于说武士本来就是同情弱者,败者,那么,南京被戮者,是什么!

   礼与诚,似乎牵涉到武士道的轻功利主义。但是,战争,不是一种最大、最野蛮的掠夺?!

   所以,任何在非政治框架里谈论的真理往往容易走形。我们说,基督救人,还是人救基督(见汤因比言);国家救个人,还是个人救国家——就是主权、人权之对——都是匡正纯粹精神于法度,于规矩的尺度。至于高歌一个八岁童子如何上下左右,切腹自尽,尚谈及灵魂居住于腹部,究竟是美,还是丑呢!)

   四,佩里事件后,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即其"十字军远征","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既无历史合理性也无历史可能性,成为西方宗教侵略的狗尾续貂——尤其是其"大东亚共荣圈"主张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精神,却恰恰成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宗教改革的独断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种田中精神的反动和野蛮,必然使得其侵华罪行,无法像西方全球化那样正负兼行,各有评说,在野蛮和公正双方得道而行,成就了他们的价值说的内涵正确论。又同样缺少监督和制衡,武士成为军阀(军部)的势力坐大,也就突破了政治制衡的议会民主和宪政民主,走向所谓近代武士道精神,完全不可理喻的暴力挞伐之路径,也就是侵略之路径。

   三,其武士阶层的近代社会演变,没有形成制衡其制度的政治模式;一旦武士即变相军人阶层独大于兹,而日本人又对于这样一种传统势力的"现代化",无知无道,无约无束,遂使武人挟制文人,军人挟制文官之势形成。造成军阀制局,操纵政治的势头。且一旦上下同构,举国拥护,就很难匡正,无法更变。武人势力不灭的现实和历史因素,最终败坏了明治维新的国家体制和权利制衡。于是,日本人原来统合现代化和传统精神的武士道中介,成为养虎遗患之因素,且是主导因素。这个现象可以用胜败萧何之谓:武士阶层形成了日本社会历史的恒常稳定结构——同样,武士阶层的独特地位,也使其权限不受控制,受到所谓民众支持——而这个支持的历史原因和现代原因同在——是为胜败优劣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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