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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日本报业自由史

析日本报业自由史——兼及大公报史

   刘自立 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张季鸾曾经给民国大公报一个"四不原则"。其中,"不党","不私",是为要素。

   这个主张,我们在为大公报正名的努力中,曾经和王芝琛先生(王芸生公子,大公报研究专家)一道,不遗余力为此原则呼号。但是,现在看来,定位报纸的不党,却也不算是唯一的原则。而且,一张报纸如果秉承一党之主张,也未必没有自由之倾向和自由之灵魂。何以如此说法?有几个原因。1,按照张季鸾之"不党"之总原则,如果像大公报这样国共两党皆批评之,当然好!是一种中立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在西方报业中是否成为多数报纸之性质定位和风格特征,倒是不一定。美国报纸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不是没有政治倾向,结论似否——当然,我们只能说他们各具倾向,而不能说,他们是民主、共和两党之党报。

   2,大公报不是党报,但是,新闻自由并不是不可确立党报之治,甚至代表某个政党发声,且为"喉舌",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于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开始从张先生"不党"之立场后退了呢?不是。我们说,报纸存在和政党存在互相指靠,互相监督。这是执政党和反对党存在的政治学原理——这个原理使用到报纸的党派倾向,就成为某种报纸为此党发声;某种报纸为彼党发生。这个报纸现状,从日本维新时期发展迄今,本无任何争议。

   3,争议究竟何在?争议是,如果一个国家,其政治中无新闻监督和所谓第四权利,那是因为他的报纸媒体本身,就是一党垄断。这样的报纸直接和张先生的"不党"原则发生冲突。但是,张先生的"不党",并不能表达多党竞争中从属于各党之报纸的"党性"或者读者之意志。这个多党或者反对党报纸的倾向,一来,和一党独裁下之报纸状况不同,也和"不党"之原则发生区别。

   这就是我们观察日本报业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大隈重信著上海社科据民国版影印本)中发现的一个迹象。这个迹象使得我们从新解读了张先生和大公报的办报原则。其实,张先生的"不党",更加符合日本之"多党",而并不符合共产党和《人民日报》。这个事实是最为简单不过的。接之,所谓"不私",这个严复主义(请注意,《大公报》三字之墨宝为严复所提),即其所提之"群己权界",就是他的"大公"之意的一种表达——而自由主义者如弥尔,却应该恰好是个个人主义者——这样,"大公无私"之大公报,和"不私",就此接壤。但是,"无私"之所谓,恰好是社会主义权售其奸的一种鼓噪。在这样的"大公无私"里,他们早就把大公报变成毛私报,党私报,于是,"大公"打水一场空也!

   于是,张先生之"不私"虽然创意很好,却是和"私"之神圣精神有所违背。准确的提法也就不是"不私"而是反对党私和垄断官僚主义。这个东西内涵很多,隙罅很多,稍有不慎,无私即变为毛私和党私。这是历史事实。

   故此,我们在引述大隈撰篡之书以前,先有此番说明。

   这里绝对没有谴责张、王先生之处。只是提出一个小小的对于其"四原则"的补充。另外,张、王对于日本和日本历史很是熟悉,且为专家。想他们对于日本报业也不会陌生。张留日,王日败后亲赴东京,又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于之前。都是报业巨擘。所以,发现他们对于日本报业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研讨,也是以后必会发展之话题。

   那么,大公报究竟是真正的不私,不党,还是多少会有其政治倾向性呢?前此多少年来,人们的说法是,大公报是对于国民党也"大骂"过的民间报纸——籍此保住他的所谓公正性和不偏不倚——这个判断如何得出?该不该得出?对不对?现在看来,驳斥"小骂大帮忙"者(包含本笔在内),都是想从共党那里讨回一点大公报的"合法性"。

   其实,这个判断不对。

   何以如此?因为大公报倾向国民党,本来就是事实。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对。反而是王芸生最后被蛊惑而投向解放区,致使其亲自"埋葬"了这张近代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民间报纸,是为巨错!

   "亲自埋葬"的说法,出自芸老本身,是八十年代的事情和讲法了。

   这个惨痛的报业教训,说明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一直以来,为大公报人,为此报纸努力正名之人、之学者忽视的问题。他们好像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提到张先生和再早的王先生,本来就是倾向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虽然,到了四十年代,大公报里鱼龙混杂,出现一大堆激进人士和共产党员。但是,至少,在张先生主持之三十年代,在抗战中后期之王芸生时代,大公报,还是不乏于倾向国民党,而不是倾向共产党和毛的。在抗战胜利后,王先生也是逐步转变,很痛苦于这个转变的。从他和傅斯年对于毛诗《沁园春.雪》的大不以为然,可鉴出。

   那么,大公报何以多半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而且这个立场,本来就是所谓"大方向正确"呢?

   有几个因素。1,国民党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党。这个专制主义区隔于后来毛式党,毛式报,毛氏极权,本就天壤之别。

   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大公报是主张国家主义派的,如,对于西安事变之拥蒋反张(学良)。主要见诸于胡适之主张;关于中条山战役之指责共军;在重庆谈判时期,芸老之主张不要"另起炉灶"——为毛耿耿于怀于五十年代;大公报更是抨击"可耻的长春之战",谓之人肉战术,等等。大公报在抗战期间骂过国民党,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看重庆,念中原 !"等——但是,大公报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为奴役全中国)。所以,现在把大公报说成一向以来拥共,情共,理共,说共产党"解放"了大公报,实是悖实!

   为什么大公报把自身定位在基本上拥护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张季鸾何以成为蒋公之坐上宾,而绝对不会沆瀣于毛,难道不是因为蒋介石本人的非极权主义统治吗?也就是坊间一直以来所言之,国民党的民主(多)少,但非是无,是也!

   国民党有报纸,如,大公报;国民党有大学,如,燕京大学,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等;国民党有教会自由,如,蒋公本人笃信基督;国民党有新儒学,"新生活运动",如,张君劢,贺麟,冯友兰等;国民党有乡村自治,有乡绅和地主,有私有财产之神圣。等等。所以,大公报可以生存,是因为国民党,不是因为毛泽东。

   故此,即便大公报对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之批评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却不是他构成误导的错误——其错误所在,就是王芸生轻信共产党而最终把严复这"三个字",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毛私报。

   2,大公报所处时代是民族矛盾为转化为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就是共党以阶级斗争为借口,施行另类民族灭绝之事业,还未全面开始。所以,在希特勒以民族之名誉,而毛和斯大林以阶级之名誉,展开的人类灭绝行为,对于中国事态,尚未全面展开(但已有王实味"百合花"之腥!)所以,大公报主张一致抗战之内涵,当然,也包括了团结共党。这个团结,后来当然发展成为他们的"统一战线",就是各个击破,全面镇压。故此,张季鸾早逝,芸老没有识破阶级和民族屠戮之课题,所以,才有四十年代之大公报被杨刚等人包围,而后反水。

   3,大公报本身,既无反对党之"敌国"——一如大隈君所谓之大隈和板垣退助这样的良性反对党和反对人士的存在——大公报只是面对"我活你死"的共产党反对派。这样,大公报之历史,就和日本报业根本不同。因为,大公报或者移台,或者滞港,否则,就是死路。所以,大公报的北上本身,就是被另类"敌国"共产党,一手扼死。

   4,大公报之死,是一个征兆。说明,中国残存之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产生的报业自由的尽数完结。从49年前后,中国,遂进入既无报纸,也无大学,更无教会的毛式帝师合一国家。这样,我们看待早先张季鸾过从蒋公之切,就不是没有道理,而是有很大的、很深的道理了。

   5,一句话,蒋公有报纸,如,大公报——其中央日报还出现殷海光这样的人物——台湾后来有《自由中国》,有雷震等。中国,只有无报时代之到来,或云,只有宫门钞也!

   现在,来对比明治时期日本报业于中国之。

   日本民间办报,本来亦不允许,"凡报纸不经官允而发行者皆禁之"。惟太政官日志独可发行。这是他们的《人民日报》,却是在明治三年。

   明治四年,木户孝允(时为参议)在日兴《新闻杂志》,"予以保护"。以后《横滨每日新闻》等相继发行出版。有一百余种。各呈渐进和激进两派。且有壮观之笔战于兹。七年,政治议论围绕"征韩论"和民选议会而发,是其"建白"。同年,《读卖新闻》,是一种娱乐"杂报"。明治八年,有圣勅曰渐次建立立宪政体。十四年,允召开国会之期许。"于是发行新闻纸者益多,大抵为政党之机关,其执笔之人莫非政论家。"且有"报纸冠以政党之名者。"如,立宪党的报纸《立宪政党新闻》。尚有自由党和改进党之报纸。《读卖新闻》为改进党报纸。奇特之处在于,"有大小诸新闻概皆反对政府党所占领"——就是前此所言之"党报"之党;其实就是反对派之言论载体。

   八年.日本产生御用报纸,如,《御用新闻》。但是这个御用和我们的御用似乎尚有区别——这个区别是:我们的御用包揽一切,镇压一切;日皇之,不同(虽然也有一些镇压。)

   明治十五年,日本亦创建类似张季鸾公之不偏不倚之报纸,如,《时世新报》。该报本着这样的原则;"不偏不党独立自尊"。其实际主裁者是福泽谕吉。"……不独眼中无政党.政派之别,且任文明之启导,不以政治为其本位。"这个原则符合谕吉君之大文明格局之鼓吹。明治二十年,时世新报开始主张企业式经营。使得资本进入,形成所谓"资本竞争之端绪"。

   二十二年,各家报纸刊载号外和特刊宣布宪法之布。

   "明治二十三年议会已开,全国之新闻纸不问其党派机关与否,再呈政治新闻之状。新闻执笔人选为众议员者不少"。"众议院与新闻纸内外相应而做成舆论。"这当然是官民结合之状态。很像法国复辟时期,就有夏多布里昂亲赴排字间印刷反对钳制言论法。这个要领之得是,日人懂得官员之利用报纸;报纸之利用官员——且他们亦为亦官亦民(知识分子);这个制度人选和中国报人之"不党"或者"唯党"不同。其间灵活性展现和原则性坚持,还是不乏百家,不会喑哑。又,所谓舆论后面是新闻纸,议会后面也是:"有议会之后众议院之解散,其提主题者恒为新闻纸。"

   于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应运而生,"政府为政治势力之第一级,则议会居其第二级,而新闻纸居第三级。"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报纸作用之定论。

   我们在考证日本之期成国会的时候,只是讲出他们的官民之众志成城,而没有讲到他们的报纸之作用。这个作用在那个时期,当然是不可或缺,不止是这样,而且是一种引导力量。这个力量在期成议会之前后,基本上就定位为我们现在所言自由国家之言论监督制度和言论自由制度。这个制度在限度政府和议会上,都是近现代国家之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这个制度日本人于百年前就采用,就普及,就日进也!他们至少在处理内部事务的时候,终于可以克服一时间的言论钳制和对于新闻人的抓捕——但是,这个阶段极为短促——不像中国要实行百年乃至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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