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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王容芬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图):也曾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他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囪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垚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

   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 “打倒”俩字;一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毛泽东的暴力

   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残酷的批斗是8月5 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5位学校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头向她泼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車。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車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 ‘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垚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垚先生写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蹬上第三曾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月8日2时

   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40年后,胡杰找到了这位正直的女教师。她已经75岁,给胡杰讲述了当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后后。打死卞校长那天,这位老师还去看望了胡志涛副校长,胡校长被打得14处骨折。但是她仍不愿暴露姓名,也不愿出镜发言,她说:“时候还没到。”

   卞仲耘死于红8 月,死于毛泽东释放出来的红卫兵暴力。7月30日,毛泽东撤了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7月31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由宋彬彬、刘进等红卫兵头目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备小组”四个字很快被忘记了,权力与“革命委员会”挂钩,成了校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起暴力来。王晶垚说,8月4日就开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里,撩起上衣给他看背上的伤。他让妻子不要去学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却准备好了死,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去让她们打死。王晶垚说妻子不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没问题,她要保持人格尊严和清白,绝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长胡志涛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门,要求他们出面制止红卫兵暴力,没有人理睬她。下午惨案就发生了,胡志涛本人也被打成终生残疾。

   (图):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在报纸的一角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过了13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宋彬彬等40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蹬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给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肯定了宋彬彬。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问世,并参与决定给女附中改名 “红色要武中学”,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从此红色恐怖笼罩全国。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之死,这两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还惨,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40天里,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了 1700多人。

   刘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组不撤,卞仲耘、胡志涛们也逃不脱厄运。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机追拍了工作组治下的迫害。工作组1966年7月3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多年來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组所说的“群众揭发” 大字报和漫画的一部分。6月23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来他们家里贴大字报,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张都有房门大。王晶垚从楼梯上拍下贴在他家大门上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这一张是“正书”,其它几张大同小异,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骂和威胁。

   大门外左侧墙上是毛泽东语录和空空洞洞的“严正声明”,右侧是骂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这张下面还有一幅名为“卞母猪的丑态”的漫画,画着一个猪身小丑,撅着屁股摇一面三角旗,上书“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个带括号的“便”字。这些花季少女满嘴杀剐,辱骂人没有底线,她们的语言暴力与8月5日的行动暴力相映成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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