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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刘自立(北京)

   有一个朋友近来和我说起,何以六四只反官倒,不反体制,还帮助共产党抓起反毛者,来了一个保皇派和民主派的天然联合?

   我们先从一个现象开始入手。这个现象就是,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说+党的改革说=自由主义说,是否摒弃了民主。

   这个课题不是我的发明。在李慎之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拜读他和许良英先生二人的信通,可以察觉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这部通信集的一种内容,被载于兹,可以参考。(见《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民间印刷。)

   这个观点之争,被许老说成是:关于要民主,还是要"宪政"之争——民主和宪政之歧义,是不是存在——所谓宪政主义,是不是迎合了威权主义——所谓威权主义是不是在共党领导下,来一个摒弃或者最终摒弃民主的"护法运动"。这个争执当然非常重要,重要到连民主也会受到官方和精英的挑战。这个精英主义,按照许先生说法,就是不要民主,而要所谓"宪政"和"护法"——请注意:这里,假惺惺者们把专制主义的新加坡方式和邓的极权主义中共方式,横加混淆,鱼目混珠,结果导致一塌糊涂。这个一塌糊涂论,有几点:一,中共国可以不要民主,而要胡、赵,要党领导这场政治改革——任何民间的政治力量只是在体制内玩耍——他们还说,民间,本来也没有任何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党;就是"无取代论"——所以,唯此唯大、唯老胡、老赵+老邓——那么,现在是谁呢?!

   二,他们说,不要设想来一个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在共产党"实践真理"说的前面,做到"坚持"和"猫论",或者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三,这个改革说的价值论,就是王元化说过的"新启蒙",和五四无关的所谓"启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共党"软实力"、使世界中国化。

   于是,四,他们把所谓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切割于五四,借鉴于一二九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做成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延续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之"新蒙蔽"运动。于是,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真谛,在这些混淆论者的笔下,产生变形。这个影响的发效,就是六四民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伟大功绩",是由八十年代精英分子直接导致的杰作。

   我们的根据,来自李慎之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说法。

   他们在90代和00年代初叶有关于此的讨论,是这样说的——

   "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988年前后,他看中了北京的金**……他1987年初从美国回来经香港接受《百姓》半月刊陆铿的采访,说了这样两断令人震惊的胡话:1、美国人是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因此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还要解决全世界的精神生活问题。2、1986年国内学潮平息了,现在可以放手搞改革了!到了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声称:民主仅是一个'朦胧的理想',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我曾当面驳斥他:是你自己没有读过民主的书,不懂民主是什么,怎么可以说人家也不懂。他倒是老实承认了。

   这种人很会钻营巴结权贵(如邓力群),又善于投机取巧,很有蛊惑人心的本领。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结论中竟然提出:落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专制的铁腕'。这是吴**1989年初提出'新权威主义'的先声。当时我写过几篇驳斥文章,内地报刊都拒绝刊登。"(许良英信函,2001年11月21日)

   接到李慎之回复后,许又言——

   "1989年初听说王元化要搞一套'新启蒙丛书',对其具体内容一无所知。直至1993年包遵信出狱后找我交谈中才知道当年王元化的'新启蒙'与五四的启蒙精神不是一回事。……据他自己说,他是90年代经过反思后否定了五四,以后他似乎也没有再用过'新启蒙'这个口号"。(许良英信函,2001年12月1日)

   而李慎之坚定认为,"不过你说八十年代初王元化提出'新启蒙'竟是否定五四的新启蒙却使我大感惊讶。我不能想像除了回到五四以外还能有什么'启蒙'。"(李慎之信函,2001年11月21日)(关乎这一点,我们严重保留意见。主要根据是吴宓对于五四摒弃孔孟之仁道,采纳法家;摒弃希腊民主价值论,采纳马克思进行的当时之批判——在1920年。见《会通派如是说》徐葆耕着)

   这些说法,对于八十年代、我们称之为不但诗歌朦胧,政治学原则同样朦胧的现实,做出了提示。于是,我们才说,六四,国人的整体觉悟和学生觉悟,正好原出此道——这个道数的原则或者精髓就是:由党来领导民主自由。幻想于兹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六四!全面地、过分地、偏执地肯定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祸害在此。六四十九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始终是八十年代学界思维的产物。这个东西,依然鼓噪精英政治加宪政主义。这些东西的现在表现是,要在政治以外层面,争得宗教自由,施行维权运动;要施行非暴力主义原则,而漠视官方暴力前提;主张由共党做为领导政改主体,等等。这些说法和做法,于六四时代的运作如出一辙!

   于是,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分析,越来越明显。

   这个分歧就是,一方认为,要继续由共党或者某些精英(改革派)掌控政治改革——这是对八十年代所谓"启蒙运动"的无效重复。我们认为,这些精英力量很难启动中国真正的政治改制。换言之,六四运动的天真烂漫之政治原则,全部起源于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误导——而这个东西,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挣扎不死以后,现在,正在沦为新一轮的乌托邦幻觉。其终旨,就是用"宪政主义"排斥真正的民主内涵,并和党内所谓"改革派",形成一道新的党文化防线,以期在将来发生变故的时候,继续其共党不死运动,共党改革运动,共党清官运动,等等。

   许师言——

   "他(指刘军宁——自立注)几年前用'宪政'取代'民主'的说法,对青年政治学者影响很大。不到一个月前还有人向我大谈'宪政革命','宪政运动',我给他泼冷水,他说我'迷信民主'!实在可笑!现在看来,对民主进行反启蒙的,不仅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还有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许信,2002年12月31日)刘,据说以后放弃了这个看法。

   而在另一方,我们否认在中国可以实行这种由"改革对象"完全控制的官场改革。这个历经三十年的改革,现在完全破产。制定包含革命在内的某种选项,也许已经摆上日程——是不是应该争取这个选项,还要研讨。

   故此,我们现在认真阅读李、许二师的信通,真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因为,他们涉及了这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民主,或者"宪政"——这是一个问题;且不可用"宪政"(共产党宪法框架)压制民主。

   这个课题难道不够重大,不值得深入探索吗?! --------------------------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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