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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强:昔有山西“童奴工”今有广东“性奴营”


   昔有山西“童奴工” 今有广东“性奴营”
   
    郭 海 强

   
   去年6月12日“世界无童工日”前后,在山西各地相继揭发了千余名最小只有8岁、最大不过13岁的儿童被拐卖至各个黑砖窑里作“奴工”的恶性案件,此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童奴”悲剧立即引发全国媒体和网络舆论口诛笔伐,广大网民全力声讨这种反文明、反人性的恶行;中央有关官员亦表示“非常震惊、令人发指”。而据近日香港太阳报报道,一名深圳“发廊妹”惨被犯罪集团绑架至广东潮州饶平县钱东镇,被禁锢及遭人轮奸后强迫卖淫沦为“性奴”。该少女借机逃脱后向媒体披露,在钱东镇有大批与她有相似经历的女子遭犯罪集团蹂躏,稍有不从即遭人毒打或性虐待,她称当地犹如“性奴集中营”。
   
   原籍广东梅州、现年18岁的小朱(化名)于07年12月11日凌晨在深圳被两名男子强行拖上私家车带至汕头一民房内,即遭七、八名匪徒轮奸。小朱事后回忆称,事发时屋里还有三名衣衫褴褛的少女,三人均于同日在深圳被绑架,之前都在发廊工作。翌日多名匪徒将她们带到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一栋三层高民房,当时一名潮州口音的“老板”及另外六名持枪的湖南口音男子警告说,她们已失去自由,每天须接客赚足五百元人民币才不会捱打,若逃跑会被扔下河或枪毙。“老板”威胁说,“你们走得出门口也走不出这个镇”!小朱与另外十多名“听话”少女获“优待”,可穿着衣服在该民房接客,其余有十多名少女则被罚脱光衣服囚禁于一楼及二楼的房间内,其中部分女子有曾遭殴打及性虐待的痕迹,原因是营业额不足或曾经逃跑被捉回。“老板”曾向小朱说,该镇有约80家“卖淫大厦”、上千名“性奴”,当中大部分人变成只会做爱、吃饭、睡觉的“性爱机器”,唯一有机会离开就是被卖去越南、云南、福建等地给人当“老婆”。
   
   从“童奴”到“性奴”,再加上“血汗工厂”、“假冒伪劣”等等丑恶现象,原始资本主义特征在今天的中国确确实实是“一个也不能少”了。从上述新闻报道里可以看出,黑恶犯罪集团已经把强迫卖淫“经营”成为绑架、禁锢、接客、贩卖的“一条龙”式流水线作业。从传统的发廊、桑那、夜总会的“一本万利”干脆“跨越式发展”成绑架女人作为性奴(免费摇钱树)的“无本生利”。而受害女性一旦落入魔掌,不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被迫充当妓女,还会随时遭受轮奸、殴打、性虐待甚至被杀害,部分人如果因各种原因丧失了被压榨的价值,最后的(也许是最好的)归宿就是被卖至偏远地区给人当“老婆”(其实还是当性奴)。与“童奴”相比,这种“性奴”的非人遭遇同样让人“非常震惊”、“令人发指”,因为此一事件的性质显然已经超过了一般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的范畴。
   
   曾几何时,新中国女性还被称为“半边天”,姑勿论在实际上是否当真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起码绝对不会有被强迫卖淫、被绑架贩卖之虞。那么这种以往只会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丑恶现象怎么能发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呢?当然,我们并非天真地以为这是第一例如此性质的恶劣案件。曾几何时,“繁荣昌(娼)盛”一词早已成为部分官员的“升官秘笈”和平头百姓的“谈资笑料”,中国的地下卖淫产业早已“举世闻名”,不仅日本人浩浩荡荡地前来中国“集体买春”,而且国内个别“前卫”专家学者公开提倡“卖淫合法化”。但在笔者有限的记忆里,如此规模、如此恶劣的卖淫集团犯罪案件应该还是第一次被曝光(否则记者会在新闻报道里列出前例)。以往媒体披露的多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性奴案件,如今终于被“引进”到中国,一项“与国际接轨”的新纪录又诞生了。
   
   与山西“童奴”案件如出一辙的是,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猖狂至极而又规模庞大的黑恶卖淫犯罪行为,广东省潮州市各级地方政府同样视若无睹(其原因据说是无人报案),同样依赖媒体才得以揭发此一案件。比照一下山西黑砖窑的案例,人们大概也能推想出事情的原委。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80家“卖淫大厦”自然是毫不起眼,绝对是波澜不惊。但在一个僻处乡间的弹丸小镇上,如果说当地公安机关对此一无所知,除非有人认为十三亿中国人都是白痴。因为罪犯们公然叫嚣“你们走得出门口也走不出这个镇”,受害人逃脱后亦确实不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而只能向媒体“求救”,显见其黑恶势力在当地基本达到“只手遮天”的程度。
   
   事实上,在经历太多太多类似“童奴”、矿难的各种悲剧后,人们的神经早已麻木,人们的同情心亦早已耗光。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性奴”案件必然不止今天这一件,类似的黑恶团伙必然不止潮州这一伙,类似的包庇纵容亦必然不止钱东这一地。如果随后的“整治行动”仍然仅限于处理当地官员,所谓“打击黑恶势力”不过又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异时异地,黑恶势力自然是“春风吹又生”。对于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社会上早已有个共识叫做“制度性腐败”,现在,似乎应该再来一个新共识,叫做“制度性黑恶”。
   
   
   
   附:经过记者就此事查询,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新闻科萧先生表示,饶平一带确曾出现诱拐少女卖淫集团,他呼吁该受害少女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会转刑事主管部门跟进,查明属实会采取行动。钱东派出所一名公安则承认以往曾有类似事件发生,但近期未有听说有关情况,近期也没有接到有关报案。汕头警方日前回应称应找案发地的派出所了解事件。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陆红燕女士则表示,目前公安部未接到有关情况汇报,有关问题应由地方公安部门处理,但呼吁逃出来的受害少女报警求助。而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政府均拒绝就此一事件接受记者查问(见1月4日联合早报网报道)。
   
   
   
   
    08、01、05、
   
   
   个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wuya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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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砖窑”:社会主义本质首重维护公平正义
   
    郭 王
   
   近日,在中国出现了两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事件:其一为5月13日“母亲节”前后,广东的惠州和深圳两地先后发生青年母亲杀死亲生幼女(一个两岁一个四岁)的人伦惨剧;其二为6月12日“世界无童工日”前后,在山西各地相继揭发了千余名最小只有8岁、最大不过13岁的儿童被拐卖至各个黑砖窑里作“奴工”的社会悲剧。如果说前者不过是“令人无言”(1)的个别极端例子,那么后者所涉及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性质之恶则显然已不能让人视作“巧合”了。
   
   6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山西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时指出,“山西黑砖窑不仅存在严重非法用工问题,而且存在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要彻底查清严肃处理这一事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解救全部受害人员,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从这个“黑砖窑事件”的官方定性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大疑问:如果这是一个“非法用工”问题,那么应该表述为“加强保障工人权益”;如果这是一个“贪腐渎职”问题,那么应该表述为“加强落实反腐倡廉”;如果这是一个“违法犯罪”问题,那么应该表述为“加强推进法制建设”。然而,温总理在最后着重强调的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为什么?“巧合”的是,答案就在温总理本人在今年3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原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之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之一。换言之,“黑砖窑事件”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非法用工”、“贪腐渎职”以及“违法犯罪”等问题,最为关键的是严重冲击乃至动摇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讲话”里作出如此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即基本可以理解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面对山西“黑砖窑事件”所揭示的恶劣性质及其严重影响,全国媒体和网络舆论均一致口诛笔伐、全力声讨这种反文明、反人性的恶行;中央有关官员亦表示“非常震惊、令人发指”。在黑砖窑所在地,使文明能够成其为文明的法则已被全面突破,而支撑人类文明正常运转的全部因素包括政府、市场、法治、道德、舆论在这里全部缺位及失效。换言之,从精神层面上,文明社会所应有的理念、价值、道德被抛弃,从制度层面上,文明社会所应固守的法律、规范、行为准则被践踏,余下的也就只能是肆无忌惮的、无耻之极的“人性恶”的极端表现。面对此一“21世纪中国的奇耻大辱”,我们必须开展一场从精神到制度、从思想到行为的彻底反思。“总体性的失败需要一个总体性的反思,只有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才能够杜绝类似事件的重演”(2)。如果事件的处理仅仅只是惩办几个黑砖窑主和庇护他们的警察及地方官员,那实际上等于回避了此一问题的真正根源。
   
   造成黑砖窑及黑奴工的真正根源,其实一点都不新奇,那就是令人心惊的暴利诱惑以及早经批判的人性贪婪。在“黑砖窑产业链”里,大部分黑窑基本是无照经营,窑厂主多为本地人,他们利用本地资源负责应付当地执法部门的手续和检查,将窑厂承包给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则负责雇工和生产,而人贩子介绍一个未成年黑工,可得介绍费400~500元。每出1万块砖,窑厂主支付包工头360元,现在每1万块砖的市场价,为2000~3000元。不难看出,窑厂主榨取的利润几乎在十倍左右(当然还必须与当地各级官员“利益均沾”),留给包工头和打手们的只是蝇头小利。作为“黑砖窑产业链”的下端,包工头在利润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克扣工人工资,甚或设法寻找更廉价更实用的劳力。因此,易于控制而又无须支付工资的成年残障人及未成年人,自然成为“黑砖窑产业链”里直接受剥削及压迫的“黑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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