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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革者思想探源

人民文革者思想探源

   劉自立

   人民文革者——一個二十一世紀新名詞——說,他們全部用心是要在體制內找到撕裂党的契机,實行類似起義之舉——這是“最最”重要的人民者的觀點,而筆者還是無法接受。

   我們的看法簡單說來就是,中國問題,几千年的歷史穩定性,穩定系統問題(控制論把這种系統稱為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 system”,見金觀濤),農民起義之所以循環往復,不見長進,無法突圍封建專制而只能做到改朝換代問題,其關鍵是,我們祖輩沒有發現新思潮,新體制,新人民——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找到類似“一聲炮響”以外,帶來了什么,這個問題,本來是一個常識問題。早在古羅馬時期的民主派哲學家西賽羅就說過,凡是不能繼承偉大事務的事務,沒有偉大之處(見『法律篇』)。

   中國人尋找政治體制突破,以造就偉大事務的努力,五千年來,只是到了今天,才有了一點眉目。這個進展,首先是摒棄了毛式革命,并且在摒棄這個革命的全部思想基礎上,尋找一种普世价值。再是,這個普世价值的尋找,也許甚至排除了民主的暴力(盧梭式)和科學的异化(官僚科技化體系)之觀念——這個為五‧四運動所不知的思維提示——而是找到了自由主義,民主憲政和權利制衡。

   至于這個新改革,新革命,如何進行,人們還在討論。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任何回到其他人民起義和人民革命中去的努力,都是一种复辟和倒退——因為這個努力,只是在實際上企圖規避自由主義的時代選擇,從而不具備任何歷史和現實意義。

   換言之,評介歷史上任何非自由主義選擇,應該匡定,其大致上只能產生荒誕和負面意義。對于文革的批判之核心,正好在此。文革中有沒有反抗,有沒有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這是個退而居其次的問題。我們說過,人民革命,甚至農民起義,不也是反抗嗎!而且是大大的反抗——但是,這個反抗,是一种對于反抗的反抗,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式反抗——馬克思就欣賞這個原地踏步——他說,羅德島就在這里,就在這里跳舞吧(大意),云云——而我們,正好要批判這個丑陋和天真的反抗。這個反抗,与其說是作用于老百姓,不如說是作用于老百姓抬出新皇帝的惡劣行徑——難道歷史不是這樣寫就的嗎?百姓打倒蔣介石,劉少奇,難道不是這樣被党炮制出來的嗎!

   誰要是親信了這個謊言,就顯示他不懂得反抗本身,其實,是為了下一撥主子上台開辟道路。這是一切時代反抗者,成為反抗之反面的歷史悲劇和歷史鬧劇的實質。

   我們的意思是,討論人民文革者鼓吹的“反党”和“撕裂”,其最終的意義是,在回避人民今天選擇的前提下,重蹈歷史上人民起義抑或類似農民起義的思維盲點,而不适當地夸大那种小規模存在的革命和起義之意義,達到回到“凡是反抗就是正确”——這樣一個老式思考道路上去,從而重復不應該重復的,在歷史上反復上演,而不見任何實質改觀和真正進步的,那种起義和反抗。這個“反抗就是正确”論,其實非常淺薄,非常有害。

   阿倫特曾經對于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做過恰當無比的批判。那時,是人們起勁遵循麥卡錫主義的年代。阿倫特把他們喚作反對共產主義的“原共產主義者”。她說,他們以共產主義的方式來批判共產主義,“如果我們自身也是龍,那么,兩條龍中間哪一條龍最終會生存下來這一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延伸這個判斷,就是,人民文革者,就是這樣一批反對文革的原文革主義者。他們和党的斗爭,也許也是“兩條龍之間”的斗爭,而這個斗爭,其實,已經變得“毫無意義”!此其一。

   二,因為,凡是不提供自由主義前途的革命和起義,其結果無一例外,是重復歷史上毫無意義的革命循環論,只是起到改朝換代和供奉新主子,壓迫新奴隸的革命。這樣的反抗和撕裂,甚至不如改革和漸進主義——如費邊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所提倡的那些觀念。而人民者,既不考慮邊沁和穆勒,也不考慮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思想反饋和思維習慣——這本來就是文革后遺症患者的一個思維特點。這個思維特征,究竟是一個偶然,還是他們的确在思維上留下了空白,且要一生保持,抱殘守缺呢?

   從歷史的嚴酷性而言,1966年的造反,和1968年的清隊——出現了革命和反革命交替使用的毛主義戲謔——歷史上最為短暫的反抗和服從的實例,就出現于茲,在這三年不到的時間里,毛重復了中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農民起義的失敗,胜利,胜利,失敗的鬧劇。毛很欣賞農民起義,他說,“秦皇漢武”,“還看今朝”。這個循環的實例說明,反抗的庸俗和尷尬。

   1949年前后的易幟,同樣說明了反抗——革命的虛妄和有害。反對壓迫剝削之舉是不是正确——這是個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今天,由于几個時代的思潮侵襲和思想爭論,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有他昔日的絕對正确性。孫中山早就指出,美國福特公司的做法,就是對于剩余价值學說的最為實際的批判(見孫中山“民生主義”)。我們的意思是,即便退一步講,文革時期人民文革者大獲全胜,請問,他們當時獲取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資源究竟如何!如果沒有這個思想資源,他們在中國要實行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政治貨色!是巴黎公社,還是人民公社呢!他們究竟要造就何种獨特的政治體制和思想體系呢?人們可以設想,他們的胜利,慶典和宣言,是一种何等樣子的新事務呢?這些推論簡直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們暫且回避文革造反派,在進入官方革委會以后的墮落和穢行,實際上,這些“邊緣人”什么政治、思想資本都不具備,只是毛式走卒和棋子。

   我們看到,關于革命是解放還是建政,也是西方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對于建設過共和和民主的西方社會而言,如果這個問題照樣存在,那么,對于中國人,這個問題就是開天辟地的新事物。這個新事物是未來時。整個新事物,沒有出現在文革之中。其中可以解釋的地方有二。一是,正如同樣是阿倫特說過,通過革命來實現社會問題是不可能實現的。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所以墮落為恐怖政治,就是因為強行通過革命來解決社會問題而造成的。(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复權》)

   我們對于阿倫特關于革命是政治建构而非社會解放,則需進一步梳理。但是,她提供的,關乎于革命不是解放——不是毛式打倒——而是要建設政治結构也就是美國式的憲政建設,當然可以理解。我們的推論是,人民文革者沒有拿出任何政治建設的方案,以符合革命和建設的一統論——也就是說,人民者,沒有任何政治建設的資源可以提供。他們無法提供他們不同于毛式、革命式或者社會主義式的任何理論和預言。他們是要起義的,以后呢?“迎闖王,不納糧”嗎!再接下來是,即便是社會解放,在文革里,當然也是子虛烏有的夢想。一致通過、兩報一刊、樣板戲、毛語錄……我們也許不需要再來描繪這個“社會解放”了吧!

   三是,人民文革者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下鼓吹過自由主義,這是一個大問題。他們的思想資源,除去被歪曲的巴黎公社之外,上不見他們援引其他任何思想資源,下不見他們對此加以補充的,任何毛以外主義——他們只是說,我,反党了——如此而已——但是,你的反党,其實是用党資源反党,党不但不會全反對,其有大智商者,說不定還會暗自竊喜,說,看,一個反党者,是我們思維隊伍里的人——一般而言,人們說,那些造反派又要來了,也就是說,他們的反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魔鬼一樣的暴力傾向——而這個傾向,是党文化真髓所在——“運動了”——人們喊道!。

   我們准備分析的,他們的思想資源,其實都是毛玩弄政治、革命游戲玩剩下的一些垃圾——如巴黎公社、大民主、社會主義法制、四一四思潮(所謂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本來就是他們打了天下,坐了天下——其他都是奢談——他們顛來倒去的打天下,坐天下,其實只是根据他們解釋而言,不可能根据任何民間解釋;還有不上台面的太子党思維,聯動思維,中學生幼稚的四三派思維(筆者就是四三派,知道其反叛的全部虛假)……此外,人民文革者尚有何“新思維”,至少,筆者完全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如此貧瘠的思想基地上,旗幟所到之處,還有什么是值得人們效法的偉大造反精神呢!

   1970年代出現的閱讀潮中,無論是哈耶克,還是沙夫和伽羅締的思維,沒有出現在任何造反派的思維之中——林昭式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說,也末見于李一哲和楊小凱的思維——這個現實告訴人們,文革中人民文革者的思維,大大落后于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獨立思考者的思維境界。而到了今天,我們還是沒有看到人民者們,在其文章和宣言中,如何界定普世价值和文革价值的區別和本質。他們除去運用義憤填膺的大起義、大革命一類鼓噪,不見他們占有任何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以證實和解釋人民文革,解釋人民和毛。

   其實,我們講過,人民一詞能指和所指的內涵,已經被党完全強奸了。奸后怨婦情結的大爆炸,無以改變該概念的歷史過時性質。

   “人民”這個詞——是毛以及其他獨裁寡頭的代名詞,像是齊奧塞斯庫,卡斯特羅和金日成等等。人民和社會主義等等詞解,已經在百科全書里變得很負面——至少相對普世价值和政治常識而言如此。至少西方人士、自由世界人士,把“人民”這個詞匯,看成是列宁主義的一個象征——雖然,筆者以為他們一多半愿意采納公民或者市民這個說法的——在其政治學里如此。我建議人民文革者還是另找理論資源。

   四,有人說,你反對人民!看看人民不是在選擇克林頓或者老、小布什嗎!

   難道還有比如此無知,更加無知的無知嗎?

   人民在自由體制內部的含義和在“人民中國”的含義,難道可以如此危險類比,荒唐對照,且一視同“認”嗎?……毛的人民和美國人民,難道有任何享受權益方面的共同之處嗎!你,有一張選票揣在口袋里嗎?

   五,是不是筆者反對“人民”呢?如何定義集權制度之下的人民意識和人民本質呢?這個問題我們寫過文章。這里再行補充之。

   關于極權主義制度下之人民概念,許多讀物里都再三論述。他牽涉到我們如何定義此种制度里的人民大眾之真實狀態,包涵思想和意志,夢幻和現實狀態。按照極權主義研究學者的說法,思想的國有化,是源于經濟制度的國有化——這個論斷,已經成為共識(見哈耶克)。反之,人民之思想的非國有化,反倒是思考文革時期,國人思維之不現實的一种判斷。這個判斷得出一個結論,人民起義是不國有化的——其實,我們說過,起義和服從,只是思想一致性的硬幣之兩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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