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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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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人是分阶级的,所不同的是怎么个分法。当说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时,我们最先或者唯一想到的就是毛时代对阶级的划分,例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还有地、富、反、坏、右等等。按照这个划分方法,毛把自己归属于无产阶级,也代表了广大贫下中农,他代表的这个阶级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所以他也就战无不胜了。与此同时,全中国人民也就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成分。例如当时的我,虽然只有几岁,但因为我的爷爷1949年前拥有三十亩土地,我就顺理成章地被划分到地主阶级的行列,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要想洗脱地主阶级的身份烙印,那是相当困难的。除了投奔革命阵营,最终得到毛为首的认可——你已经背叛了地主资产阶级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当着众人的面用皮带抽打你的爷爷,或者干脆把他弄死,表示你大义灭亲。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到爷爷1949年前拥有的那些土地,甚至我连老家湖北随州万和店高家湾都很少回去,可是在心底里,我竟然一直摆脱不了“地主”的阴影。可见毛时代打在我们心灵上的阶级烙印有多深。上大学时,那时我们在家庭成分一栏里不用填写“地主出生”,而可以填写“学生出生”了,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惭愧,总觉得这“学生”两字不伦不类,无法代表家庭出生,比不上人家顺手写下的“贫下中农”来得理直气壮

   。
   也许我疑心生暗鬼,毕竟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现在如果你说,某某人是资产阶级,某人属于无产阶级,一定是带有调侃性质,没有人会认真了。
   可是,这些年下来,除了我自己始终无法摆脱心中的阶级烙印的时候,我也对阶级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领悟。我曾经在文学作品里借书中人物之口描述过一些现象,透露过自己一些看法。之所以躲躲闪闪用文学的表达方式,那是因为我的观察也许片面,我的思考也许不够深刻,甚至极端,当然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我如果把那些观察和思考写出来,很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我没有准备好的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为了减少冲击,我还是从自己开始。这是我的特点,也是我的无奈,我自己先作贱自己,你就不好意思再侮辱我吧,我把自己两边脸都暴露给你,你总不好意思左右开弓吧。
   我讨厌地主阶级,仇恨他们,这一点我比所有的贫下中农子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因为我和他们一样仇恨地主阶级剥削贫下中农,痛恨刘文彩的水牢,嘲笑周扒皮的半夜鸡叫,还有那位偷公社辣椒而最终杀害了贫下中农小女孩的地主婆……然而,促使我更痛恨地主阶级的却是他们从我出生就给我打上的屈辱的烙印。想一想在小学的时候,每天朗读语文课本时,班里的同学读到“狗地主” 到时候就把目光扫向我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能够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的话,你就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至今在看书和走路时还习惯性地弓着背、低着头——我在六岁以后就懂得我所在的阶级不是可以随便扬起头的。
   所以,我从骨子里痛恨地主阶级。
   我从骨子里讨厌地主阶级的最主要原因是清除意识到自己属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就是我的归属感,不是我选择的,而是我一出生就被划定了的。年岁越大,这种归属感就越严重。更糟糕的是,当我被被动地划分到地主阶级阵营中后,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真把自己当成这个阵营的一员,甚至开始同情地主阶级。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害怕。
   等到稍微懂得独立思考的时候,我就在夜深人静里琢磨这件事,我到底是仇恨地主阶级多一点呢,还是同情多一点呢?我自己独自得出的结论是让人震惊的:我确实仇恨地主阶级,但我仇恨他们的原因是“恨铁不成钢”,——你们为什么不参加革命呢?为啥不带头打土豪分田地呢?你们为什么要搞水牢呢?还要吃人奶?还有黄世仁和南霸天,为什么要强奸贫下中农的女儿?那时难道比现在还落后,连路边随处都有的发廊和妓院都没有吗?地主婆为什么就一定要偷公家菜园里的西红柿呢?你们拥有土地的时候为什么不做些善事,而要一味剥削贫苦老百姓呢?还有一个最致命的质疑:在你们有钱和当权时,咋就不好好把政权掌握好,让人家夺权了呢?呵呵……
   不是那些划分阶级成分的人,也不是那些欺负我的贫农的孩子让我受苦受难,完全是你们这些地主阶级造成了我的悲惨命运呀!
   我对地主阶级的归属感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到初中时,政府经常歌颂一些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是出生比较好的,当然也偶尔有一个两个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原地主分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能有那么一会儿抬起自己的头颅,脸上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自豪的表情,扫视同学们,画外音是:你们看看,地主分子也有好人呀。
   这种对地主的归属感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在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参加工作后,我对于自己爷爷的地主身份产生过怀疑,而且这怀疑至今还存在,可我骨子里还是认定自己属于地主阶级。我的爷爷是湖北随州万和店下面的一个小村子的地主,那个村子叫高家湾,听名字就知道,当时村子里的大户是姓高的。爷爷拥有祖传的三十亩地,雇用了两三个长工。爷爷是不下田干活的,没有事就到处晃荡,有时还去赌博。当然也干过一两件好事,那就是他有几条枪,在土匪和日本人来时,组织村里的人转移到深山老林里去。
   我对爷爷身份的怀疑主要是从他1949年拥有的田产数目开始的,三十亩地?好像朱德家也有三十亩地,可人家怎么就是没有划分地主?毛泽东也有三十亩地,也不是地主呀?这让我对地主阶级的划分标准产生了怀疑,要知道湖北可不是太穷的地方,怎么拥有三十亩地就成了地主,而不是上中农和中农呢?
   这事我没有再追究下去,没有时间,也找到不到当时的资料了。我却一直无法释怀,因为当时对地主成分的划分深深地影响了我,不但把我推向了地主阵营,而且无形中给我打下了结实的阶级基础。
   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基本上没有人再提毛时代对于阶级的划分了。可是不提是不提,阶级却始终存在于我的生活、工作和思考中。毛所说的地主阶级也许并不存在了,可是我这种在骨子里仍然认为自己是地主阶级的人却还存在。而且,只要你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其实那个阶级还存在着,不是以他们的政治地位或者经济实力来划分,而是以他们潜意识里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是“地主阶级”来说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几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是有一批农村的人先富起来了,按说这先富起来的人应该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后代为主,毕竟他们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可是,就我对家乡的富裕农民的调查和统计,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富起来的农村地区居民中超过半数是原来家庭成分不好的——农村地区好成分和不好成分的比例自然是很大的,可是富裕的却正是那些一直被打压的地主和富农等。好像几十年的折腾也没有把他们压下去,一逮到机会,他们又开始发财致富了。我的调查结果让我亦喜亦惊,喜的是当时党的政策已经变了,不再是“剥削可耻”,而改成了不管是白猫黑猫一“致富”就是好猫、就光荣的政策。我所在的地主阶级终于熬过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几十年,重新开始发挥他们致富的本能和才能了。
   不过我也忍不住暗自心惊,这样搞下去,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发财的机会没有我,享受没有我,可是一旦这些以解放前地主和资本家后代为主力的发财致富队伍再次激起贫下中农的仇恨,再次被打倒,我肯定又受到牵连,弄不好,我的儿子也会成为地主的孝子贤孙。(谢天谢地,我已把他们送到国外定居,如果你不进入以文革那一代人为主的海外华人生活和战斗圈子里去,地主这个词[landlord]还是比较正面的。)
   第二件让我感觉到地主阶级还存在的事件是和一份(删除20字节)文件有关。这份标明(删除两字)字样的文件来自某情x报部门,分送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各部门。在这份xx文件里,有大量事实证明:湖南等地一些先前离开了农村地区的原地主和富农的子女在外地(或者外国)赚了钱,现在纷纷返乡,有些借为父辈修墓大肆张扬父辈的“丰功伟绩”,有些还要立功德碑,少数更扬言要买回当时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文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地主资产阶级想借金钱的力量搞复辟,甚至不排除他们卷土重来,各方应该高度重视……
   这份文件出笼的时间是1995年5月左右,文件分送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可想而知,文件中耸人听闻的内容在党政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还记得当时看到这份文件时的复杂心情。我很担心呀,也很紧张,这些地主狗仔们想干啥?搞不好我又要被他们牵连……
   这是我第二次感觉到地主阶级“死而不僵”,也同时意识到,即使我入了党、提了干,从中央折腾到地方,从地方折腾到香港,折腾来折腾去,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地主。不管我关不关心地主们的命运和作为,他们如果搞出了事,我仍然脱不了干系。
   第三件让我意识到地主资产阶级不但存在,而且我仍然是其一员的事我在《致命追杀》里透露过,也和朋友说起过。不过从读者和朋友们的反映,我知道这事情不能说,一说出来就大事不妙了。到时不但贫下中农不要我,就是地主阶级也会把我当成叛逃。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在九十年代的工作需要和思想变化两方面原因,开始和一些异x议团体以及一些坚持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者联系和交往(这种变化是否合我的地主出身有关,容后探讨)。和他们的交往,开阔了我的眼界,对我后来想法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得说,和他们在一起总体是愉快的。可是也有那么一忽儿,我心有不安。现在我就把这种不安说出来。
   我发现,凡是主张民x主政治,反对极权统治,反对绝对权力的组织和团体,其组成人员的阶级成分(当然还是按照毛时代的划分)十个有六个是属于原来的地主资产阶级的!
   这一发现让我又喜又惧,喜的是,莫非我所在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政治和先进的生产力?同时深感恐惧的是,莫非毛的阶级划分并没有过时,反对某种制度的人仍然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主?
   就我自己的观察,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摆在面前。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这之前受了几十年打压和折磨的“地主资产阶级”不成比例的先富了起来,而且又不成比例的投入到反对极权和主张民x主的斗争中去。
   有些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一笔带过。第一,这些人世世代代都是比较有经济头脑的,自然不会放过发财致富的机会。第二,这些人的上一辈1949年前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相对来说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第三,这些人在毛时代受到欺压,使得他们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产生恐惧,一有机会就离开了土地,这从另一方面给他们了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农村发财致富的几乎没有是依靠田地的)。第四,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打压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希望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噩梦重演,他们希望改变这个政权。第五,几十年极端的压抑,使得他们比较容易和热切地盼望接受新鲜的知识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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