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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吳宓,解中國,也說五七年

中國政治災難因果分析

    讀吳宓,解中國,也說五七年

    劉自立

    編者按﹕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並非完全沒有清醒者,吳宓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今日中國,自然已經不乏覺醒者,但清醒的卻不是很多。本文作者算得上是一個在覺醒中已經清醒了的人。請讀者認真讀一讀這篇文章,你會從其中看到真正的良心和良知,還有,就是比良心和良知更加重要的人格力量……。

   一、艾科說,“水果是結果”。(艾科 《波多里諾》)這個話自有其哲學原則;一般而論,艾科的詮釋學經常如此揭示詞與物的關係。)按照這樣一個詩意詮釋學來解讀中國的事情,就不那麼容易了。人們在反思1957 年反右運動的時候,往往把此年代說成是以後假大空災變的起因;這個解釋有不完善的地方。因為,真正的災變不是發生在57年,而是發生在49 年。也就是說,1949 年的中共易幟,是一切假、大、空誅心之論,毀滅之論的開始。一切謊言,假話和異化,開始於茲,而並非開始於57年——否則,57 年鳴放以後,全國範圍的大反擊,大檢討,大批判,就似乎是無所由來,好像很突然;其實不然。這種大反擊,大檢討,大批判;告密,揭發,兄弟倪牆,父子反目,老婆揭發丈夫,朋友出賣朋友……已經成就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大部分內容。這個檢討和批判文化,成為所謂“事件發生兩次”說法的應驗——57 年,大致上說,是中國人自虐和施虐的第二次表演——更是毛式文化侵入中國以後,第二次施行人性改造和人性毀滅。如果說,1949 年以來的國民自戕和毛式迫害合謀,尚未達到57 年的明晰觀念,那麼,那個初級觀念,卻已經產生且得到大致的“圓滿”。嚴格來說,這個人性改造和人性毀滅運動,當然不是從49 年開始,而是從瑞金、延安開始,開始於整風,打AB 團,殺第三黨等等運動。若要更早追述,這個社會主義運動,則開始於“馬列一聲炮響”,開始於後來托名為54 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那種前文革式的大批判——諸如要毀滅漢字、燒掉孔孟、全盤西化等等,及這些運動的文化——反文化人物,和學衡派、會通派堅持國粹之精神,傳統之原則的儒家學人如王國維,陳寅恪,梅光迪,吳宓等人發生激烈衝突。於是,中國的思想路線朝向了兩個方向、兩種命運。一種是,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陣地,以及蔣介石等人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加上他和宋家之皈依基督教;另外一種,則是毛化馬列和革命道德的“崛起”。這個過程,成為一種正好和中國儒家學說之人則、原則完全相反的反文化和反道德——是禮儀廉恥,仁義道德之原則的反向原則。這就是“革命”扭曲道德,“革命”迫害道德或者說反道德之形成過程之一瞥。這個反道德論,在馬列名號下盜用人民的名義,實行民粹主義加毛式獨裁。這個歷史,有二、三十年。這個二、三十年,竟然顛覆了中國幾千年的道德基礎和人倫起點。一切進入革命正確和殺戮正確說。一部毛式攪肉機,開始轉動。一場戰役,幾十萬,上百萬中國人,就這樣死在攪肉機下。“解89放”,成為合法殺戮和毀滅的最好藉口。到了49 年,攪肉機,變戰爭為鎮壓。其存在,就像馬列腐質一樣,發出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這個氣味,貫穿全國。報紙媒體開始連篇累牘地宣傳這個攪肉過程的偉大光榮和正確。在此意義上,我們說,57 年,只是這個黨文化鐵鏈上的一環而已。這個“碩果”,其實是早先的“水果的結果”,而非無中生有和僅僅開始——絕對不是肇始篇。這樣,我們也才可以說,57 年毛式鎮壓的到來,是伴隨著全民的檢討和工農兵對於所謂右派的全國性批判,而呈現,而完成,而“正確”的。也就是說,毛在49 年,甚至更早,業已鋪墊完畢的檢討文化,人人自危文化和人人反對人人的極權主義文化,截至57年,宣告其完成,也就是對於國人馴化過程之完畢。那麼,證據何在呢?證據不勝枚數。我們知道,甚至林昭,也在1950 年7 月寫出了自我檢討式的黨文化文字,又何論其他!就不要說那些一直毛附於皮之輩(準確說,是皮(中國知識份子)附於“毛”——這也是中國字詞的“活學活用”)。所謂社會主義心靈大改造運動,統攝所有來自49年到今天的一切運動。其中尤其以文革和反右為甚!這自不必贅述。那麼,吳宓先生作為一個在1920 年、即54 運動發生不到一年時間,就激烈反對之的大儒,他的1949年和1957 年,是不是反映了我們所說的這個看法呢?完全可以由吳先生言行作證,以言此表。

   二、吳宓大師1949 年日記被其友人“擅自焚燒”,付之闕如。只剩下幾則。一則中談及蘇美抗爭。以為美國是DECADENT IMPERIALISM 即衰落之帝國主義,“文明覆亡,殆成定局”,云云(是其友人雲);宓言白璧德呈如是觀。那是1949 年12 月日記(所援均見《吳宓日記》八卷本,從1949 年——1975 年)此述始於1950 年元旦。宓在學校慶祝節日。人們圍繞俄籍教授高呼“史達林萬歲!”“毛主席萬歲!”――“無事不富督促改造投降之意味者”。那時,對於地主的逼迫和經濟壓榨已經開始。宓敍述了他的親屬被逼繳出“退押”金無能力跳河自盡。其友“親見某地主(其戚——原為小號字,這裏代用括弧——筆者)無力繳款者,男女均褫衣,罰跪盛水之浴盆(木制),或更以冷水澆其身。又一人迫令裸膝跪在地面玻璃碎片上,而頭頂木杠,兩端系石。如此酷刑虐逼繳納,不問地主有力與否。概令工商業存款一律凍結,於鬻宅雖價廉亦無人買,故地主咸苦莫伸――(筆以階級為界,以報仇立義。……)。第二天,宓參加學習會議。“勉強發言一次,以雅典、斯巴達之戰為比,證美之必敗。”可見,宓大師也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1950 年1 月4 日,宓寫下關於他對於女性革命化的見解。並且說明,“眼看婉孌成豺虎”,避之,厭之,俱之。事情是這樣。時值所謂抗美援朝。學生對此必須表態。“此下為甲乙丙三女生,出身豪家名門,畢業教會女學者之懺悔供狀。其中甲乙二生,雖淡妝毀容,涕淚交頤,聲嘶力竭,仍可見其風神之美、容貌之秀,與昔年之服裝風雅麗都,此真以美人為犧牲品矣!”宓大為感歎!他繼續寫到——“夫愛容飾,美衣服,趨勢尚,耽遊樂,甚至廣交際,重愛情,乃中西古今少年婦女一般習性,綜有悖閨訓,亦何傷乎大德。今必強行其在廣廳當眾自白,認為奇恥大辱,自悔自責其所犯極深且重之罪惡,幾乎求死不得,無顏立於人世也者。又以種種悉歸罪於美帝,不談個人道德,(或性情)惟事政治宣傳。”這個情形難道只是57 年晚些時候發生之司空見慣之乎?否,那時是1950 年。宓以為那種做法有些清教徒味道;但是和馬列比較,“目的和主要精神則正相反。”可見,宓知道馬列之偽宗教和真宗教之異同。此為第一則關於美女革命化的故事。第二則馬上出現——在逮捕一個所謂特務以後, 師生開會聲討。“……發言者多為女性,明眸皓齒,燕語鶯聲,而做出猙獰兇悍之貌,噍厲殺伐之聲。宓久戀女子,後感厭離,乃今乃歎為觀止矣。”90猙獰貌,殺伐聲,於是不絕於耳於整個49 年後歷史,含57 年。我們略作回顧。57 年,著名美女子批判著名美女子之事例很多。比如我們前此說明的,批判彭子剛(原大公報著名女記者)時候,就有同樣著名女記者楊剛,說彭是資產階級婦女和資產階級右派婦女。也是噍厲之聲,兇悍之貌。文革時期,這個女子野蠻更是有增無已。我們屢次言及之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寵倖世襲階層女學生,就不單是噍厲之聲和兇悍之貌了,而是棍棒相加,拳打腳踢,致死校長!毛在接見時候還說,“要武”——他們打死校長在66 年8 月5 日,毛在8 月18 時候,就這樣鼓勵了殺伐——其實,當時死人,當局,北京市政府和周恩來辦公室都是心知肚明,毛絕對知道。這就是女人在革命時代的故事。據說,婦女之解放是人類解放之前提——那麼,婦女解放到獸行大發,又是什麼意味呢?女性的野蠻,是不是也是毛研課題之一呢?也許,我們當另闢蹊徑來言及這個課題。短短幾天日記,極權主義之“人民”概念——加上他們的妻子、女兒、情人、女生……這些慢扳樂章中的人物,都變得疾風暴雨起來,“革命海燕”之概念——已經似乎昭然若揭。人們在“解放”的蠱惑和誘導下,以消滅敵對階級開始了消滅個人和自己的運動——這個運動,不是肇始於57 年,或者僅僅肇始於57 年。難道不是這樣嗎?女人不仁/人。此其一。其二是,學生不學。誰說只有文革停課鬧革命,不是啊,1950 年就開了這個先例。宓聲稱,“半年只上三周課”(見其詩)。且課目還是經過篩選的——“今校中已無人讀書。姑不論中西文史哲之學,敢有勸學生用功英文、數理化者,亦將犯‘阻礙進步,破壞團結,反對參軍,援助美帝’之嫌疑矣!”(1951 年1 月日記)其詩證如次——“參軍助學議評頻,依樣葫蘆坐夕晨。重矢忠誠仇美帝,未容慘死哭慈親。窺書買桔皆為罪,破產無衣最樂貧。我已非人人性絕,專心服務向人民。”其三則是,親友不斷被捕,被槍斃。使得宓,不甚其寒,恫徹脾骨。3 月份日記記載,“約4:00 宓訪瑜詢南京瘋人院情況(為雪參考)。歐述昨見候風等駢誅實況。彈自後洞腦,腦漿崩逸,眾復擊碎其頭顱。有命,暴屍三日示眾,方許家人收斂云云。蓋數月,或期年以來,中國人之一般習性,已變為殘酷不仁,而不自覺。甚矣,移風易俗之易,而收功見效之速也!”又說,“晚蘭來,泣訴葬兄情形。屍頸上尚系鐵鏈,用去百一十萬元。(棺薄劣,值八十萬元。連旬受誅者多,棺缺,價驟增。)最後, 援引宓揭示了毛化洗腦過程。他說,“……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之道理,蘇俄之制度,中國人民政府之政令而已。此中有絕對之分別,從我者生,逆我者死。同此為是,異此為非。**之政令與學校之教育,無非強迫改造,使老少師生、男女民眾,悉合於此一陶鑄之模型。其態度極嚴厲,其方法極機械。而世界古今之大,歷史文化之深廣,以及人性之繁複變幻,則不問。但以力服,以威迫,世人莫敢不屈從,莫取不就範。嗚呼,生此時代之中國人,真禽犢之不若,悉為犧牲。”(7 月11 日日記)筆者看過,一是初覺吳大師之悲天憫人,悽愴寒苦;更覺他明澈此觀,完全沒有以後人們所雲之,是不是要幫助整風一類猶豫——他還猶豫什麼呢?他早就知曉——從/逆之間,生/死之間,誘/迫之間的強迫和改造之道(無道!)他完全知道此一模型之嚴厲,機械;更是知道,這個模型容不得世界歷史之大,文化之深,人性之繁複;只是讓人屈從,就範;國人實為犧牲——祭祀,就是那些玩弄國人情感和理趣的毛氏集團——常言說,人為刀殂,我為魚肉,是也。在這個50 年代初葉的探索與發現中,人們難道可以讓宓來幫助這個黨鳴放整風嗎?反之,只是因為完全不知道宓之“秘笈”者,才會給捲入進去,進去了,又出不來。在另一個方面,宓追溯的歷史,當然不會是所有民主世界之歷史。他的歷史觀察,自然涵蓋對於中國幾千年無民主之歷史的觀察。那麼,這個千年歷史,是不是“悉合於此一陶鑄之模型”呢?是,也不是。一個最為簡單不過的區別是,政治(機構)和學校之區隔。古代書院也好,科舉也好,近現代北大等大學也好,沒有政令統一校方教學的模式。道統存在,學統可查,卻不是正統之迫。蔡元培難道可以容忍“陶鑄”嗎?學校半獨立的民間存在,幾千年來,還是存在的。甚至在純粹的政治介面,比如歷史上,王安石和司馬光等,還是可以發生爭執和討論的——蘇軾流91放,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發聲、做事——彭德懷,就不可以,劉少奇,更加不可以。北大,是一個例子。我們以為,北大在49 年以後就不復存在了。宓所在的學校,即西南師大,也是北大一般的、存在中的不存在,不存在中的存在——那種批判老師,老師學習學生和工農的原則,已經使得校不其校,師道尊嚴掃地,文化死亡。在一切文化樊籬被毛一舉砍翻以後,學校不學,成為正常;學習本身,倒是不正常。這個狀況的出現,是為了什麼呢?是不是為了讓學生學習王安石或者學習司馬光,來一個大政治,大獨立,大討論呢?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學生成為一個陶鑄之陶品,千人一面,萬調一律。你要不和諧,對不起了,就要掃地出門。於是,這個1957 年的預演,極其成功。到了57 年,這些陶品中人,就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可以今天榜上有名,明天就入槍斃簿——這難道還有什麼不可以理解嗎?有人說,反右是國際原因,是蘇共20 大;有人說,是引蛇出洞;也有人說,是陽謀/陰謀。但是,宓,於50 年代初葉,既沒有看到20 大,也沒有看到毛之謀略——但是,他早就大徹大悟,早就障目盡掃。到了1957 年,只是迫於淫威和無道,宓大師一變而成了黑色幽默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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