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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璋本在邯郸流放地zt

     右派教授徐璋本在邯郸流放地

   (北京)严昌

   徐璋本不是“死于劳改营”

    今年是2007年。距1957年50年整。

    朋友用电子邮件送来金钟先生的文章《中国右派的英勇起义——试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历史地位》,并将其中一段文字摘录出来,放在文章的前面,示意为应重点阅读的内容。这段文字是:“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尼赫鲁中间路线(他死于劳改营)。”我知道朋友让我看的其实就是最后6个字“他死于劳改营”。

    我和徐璋本老先生是1970年2月在邯郸地区的狱中相遇的。那时,徐老先生已经在狱中渡过了12个年头。劫波渡尽的1979年3月,我们先后从流放地返回北京。那年我27岁,老先生已68岁。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年曾有过一些通信。后来就断了联系。

    20多年后的2001年5月,我因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专题学术系列讲座而住在清华园内。一日突然想起了徐璋本老先生。拖人问到老先生的家址,便曲径寻去。徐家正在装修,一年龄比我略长者告之,他的父亲前些年已经故去,骨灰放在八宝山。听此消息,心中黯然。

    徐璋本老先生确实不是“死于劳改营”。但是,我也确实有必要将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的生活点滴写下来。记忆是否有误,请读者自辨。

   1957年7月:徐璋本逆流而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级组织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进攻,其中认定:“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向全社会释放了整肃的信号。

    7月8日。全国的已是风声鹤唳。右派们已经开始反戈一击或写认罪书。可是,徐璋本先生却似乎全然不知抑或是全然不顾,公然逆流而上,在清华园公开提出他的政治纲领,宣布成立“劳动党”,并公开征集党员。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华园被逮捕,同日被抓的还有孙宝琮,曹垂训两位教师。中共任命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当天在校园有线广播站发表讲话,重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过的对思想异议者的政策仍然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今天抓的这几个人不是右派,而是现行反革命份子。

    其后,徐璋本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执行地在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监狱。椐他在第一监狱的狱友讲,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徐璋本先生曾享有一种任何犯人不可能享有的特权: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渡周末。周一上午或周六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徐璋本先生每周享有回家过周末的特权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后被取缔。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1969年。那年春天,争夺珍宝岛的战争爆发,中苏交恶升级。全面战争似乎不可避免。9月11日,中苏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礼之后在北京机场短暂会晤后,达成就边界问题举行中苏部长级会谈的协议。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滋涅佐夫。

    然而,中共军方对战争前景做了最坏和最具体的估断:战争将在10月18日苏联谈判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的那个时刻爆发。虽然10月18日那天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飞机上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冲出一支特种兵冲锋队,而是走来了几个文质彬彬的苏联外交官员。但是,战争准备却已经全面铺开。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人员的疏散。关于1969年秋季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人员疏散的文字记载,迄今为止,祇涉及到党政军要员的去向。当时的北京祇有总理周恩来留守。毛去了湖南,林彪去了苏州,被打倒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几个元帅分别去了广东、四川和河北。而一个被疏散和转移的特殊人群却从来没有被关于文革的回忆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被关押在北京各个监狱的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所下辖的各个拘留所的政治和刑事的未判决人员。

   1969年:押往邯郸南场

    北京市在押人员的大规模转押行动是在10月底的一个周末的夜晚进行的。作为人员集散的火车站即不是北京火车站,也不是永定门车站和西直门车站。而是西便门货车站。西便门车站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林立。但是,北京市的居民对这次大规模转押行动全然不知。被转移人员的家属都是后来在收到从流放地寄来的信后才知道亲人已经被转移出北京。

    由北京开出的转押犯人的若干列列车分别在石家庄,邢台和邯郸附近的车站停靠。被转移人员被关入这些城市的监狱中。徐璋本先生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是在邯郸北部的永年县附近的临洺关小站下车。然后乘卡车被送往邯郸市南砖场。在临洺关下车也是为了将这次转移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限。

    邯郸市内有两座监狱。都是砖场。因为地处市区的一南一北,被当地人称作“南场”、“北场”。当时南场的砖窑已经熄火。到达邯郸的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凡年富力强者均被送往北场。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犯人被送往南场,徐璋本先生那年58岁也被送往南场暂住。之所以叫做暂住是因为在邯郸东部的曲周县和大名县正在紧急建造两座劳改农场,以关押从北京转押出来的犯人。一但农场建成。暂住南场的犯人就将被转押到那里。

    从1969年的深秋到1970年的3月中旬,大约四个月的时间,被关押在南场的犯人每天不做任何体力劳动,除去吃饭和睡觉就是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材料主要是当天的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是有选择的学习,主要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敦促杜律明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结合阅读内容每个犯人要谈学习体会。所谓学习体会就是要谈出认罪服法的心得。南场的生活比犯人预想的要好一些。当被押上开出北京的火车的那个时刻,很多人的心里是很绝望的,都以为要去新疆了,或者是甘肃。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漠荒原,自古就是囚犯的流放地。

    关押在邯郸南场的绝大多数犯人是政治犯。分为历史犯和现行犯两大类。历史犯主要是一些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军官和行政官员;现行犯统称“现行反革命”,但是细分起来还可以将其分为四类:一类是国民党的派遣和潜伏人员。在“现行”时被抓捕获刑;一类就是像徐璋本这样的“升级右派”,虽然也是“现行反革命”,但是绝对没有前一类“现行反革命”从事过的杀人、投毒、爆炸等“现行”活动。被狱中警察和犯人叫做“右派反革命”或“反革命右派”。第三类是文革中触犯天条获罪入狱的。第四类人员是一些特殊案情犯。例如:有一个叫黄理文的老先生,捕前是总工会的负责人,干部级8级,曾参加过中共六大。因1956年与苏联大使罗申喝酒的时候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苏共不恭敬的内容讲给罗申听,罗申密报苏共,引发苏共的强反馈。黄遂因泄密罪被判刑15年。1971年出狱。1979年回到上海,还曾参与过一些抢救中共党史记录的回忆工作。关于黄理文在邯郸流放地的点滴回忆还可以另外成文。

    狱中一直有一种传言: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祇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无法证实。但是无论这种传说是否属实,都说明徐璋本虽然身在劳营,确实和一般犯人有所不同。有多少右派在被逮捕判刑之前就已经在各种场合明确放弃了自己的“鸣放”立场和观点。可是并没有得到执政者的宽恕。无一例外被投入监狱和劳动教养。和徐璋本先生一道从北京第一监狱押出北京,关在邯郸南场的另一个知名右派邹震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

    邹震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做过南京《益世报》总编辑。被捕前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1957年5月16日,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邹震先生在会上鸣放:“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等等。《这是为什么?》之后,6月24日,北京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气候已经大变。事隔不过30多天,邹震先生不得不在会上检讨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份子来占领等等;并表示愿意悔改。但是,仍然被开除公职,判刑15年。

    第一次见到徐璋本先生是在南场的犯人医务室。5、6个犯人医生围着一个老人。老人个子不高,但气色比一般的犯人要好的多。他用一种很顽皮的腔调和医生开着玩笑。谈话间,他们的谈话中夹杂着一些英语,显然是一些触及了敏感话题。狱中禁用同志相称,祇听到医生们叫他徐先生。其中一个医生问老人,你的这副眼镜很贵吧,老人从鼻梁上摘下眼镜,拿眼镜的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晃动着,很夸张地说:“这副眼镜,30块美金。”我很吃惊,因为这种口吻与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还略带一些挑衅的味道,而挑衅的对象已经超越了谈话内容和对象,指向监狱中无所不在的话语禁忌。当时,我不知道这位被称为徐先生的老人是谁。但是,从犯人医生对他的态度,能够明确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

   1970年:押解到曲周县劳改农场

    1970年3月中旬,南场的近千名犯人被押解到新建成的曲周县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在曲周县的一个叫马疃的地方,马疃一带都是盐碱地。冬春季节,白茫茫一片,地面上全是盐碱。农场监狱建立之前,当地的农民是不在这片盐碱地上种庄稼的。

    即将开始的劳动改造生活对于犯人们来说悲喜不同。对身体尚好的犯人而言,参加劳动比关在屋子里读报纸有意思,一则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一则伙食定量可以由每天的1斤增加到1斤2两。犯人的伙食很差,主食是窝头,稀粥。正赶上春荒,青黄不接,没有蔬菜吃,祇能吃一种叫跟头菜的野菜。跟头菜生长在盐碱地里,当地农民度荒都吃这种野菜。曲周劳改农场开张的第一年,犯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年老体弱的犯人,伙食不好又要从事体力劳动,加速了走向死亡。从南场刚到曲周的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死人的事情。一开始死去的犯人被葬在监狱大墻西侧的农田里。由于坟地靠近公路,不到半年时间,坟头已经曾加到一百多座,不断增加的坟头影响很坏,与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相符,所以,曾有过一次迁坟行动。将路边的坟穴刨开,把里面的尸骨移到劳改农场几千亩农田的中心地块中,远离公路。被葬埋的犯人从来不用棺木,生前的被褥一裹了事,所以盐碱地的强腐蚀性很快将入土的尸体腐蚀成烂泥形状。迁坟的那几天正是盛夏,难闻的尸臭在方圆十几里的上空飘荡,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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