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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再造的梦想和现实

儒学再造的梦想和现实(上)(首发稿)

   文章摘要: 如果说,我们接受传统文化而反对文化传统,好像能够厘清一些问题;但是,其实这个语义解释不啻是文字游戏,越说越乱。真正的区别在于,筛选文化传统或者传统文化本身,可以延续、传世和遗世独立那一部分文化精髓,且和未来主义或者民主自由接轨,是为正道。那么,什么样子的精髓是可以和普世价值接轨的呢?就是封建时代和后封建时代传世的一切文化珍品。包括儒家哲学中的一些政治伦理论,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8/3/2007

   一直以来,中国学界都有反对传统和维护传统两种说法。也有反对传统文化和反对文化传统、抑或并不反对之一说。这里的区别,笔者以为,就是如何看待传统中优劣因素的判断问题。

   李慎之先生早就说过这样的话——

   "从90年代开始,我就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朦朦胧胧地认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

   ……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

   李先生认为,文化传统就是文化专制主义。但是,仅仅一个专制主义可以揭示中国文化的所有优秀成果乎?从屈原到谭嗣同,仅仅是专制主义可以囊括乎?其中其实很多就是反专制主义,才产生了那种我们所谓懵懵懂懂的准自由追求,却就是无法跨出苏格拉底式民主思维之一步——这就是几乎同时代(从历史分期上看,不是年代同构)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就像西方人说,有一个巴别塔没有造成;我们说,这个最大的巴别塔,就是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建构不同,发生不同,归属不同;而罗马帝国式微后,西方蛮夷之日尔曼、高卢和英格兰继之兴起,造成式微以后的兴盛,很像有一种大西方,大罗马再造,其实是变相完成了非语言寄托之巴别塔,耶稣和民主二支柱之巴别塔(容后再议。)

   如果说,我们接受传统文化而反对文化传统,好像能够厘清一些问题;但是,其实这个语义解释不啻是文字游戏,越说越乱。真正的区别在于,筛选文化传统或者传统文化本身,可以延续、传世和遗世独立那一部分文化精髓,且和未来主义或者民主自由接轨,是为正道。那么,什么样子的精髓是可以和普世价值接轨的呢?就是封建时代和后封建时代传世的一切文化珍品。包括儒家哲学中的一些政治伦理论,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于是,如何考量在皇上时代产生的、那些中国人几千年来创作的思想、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和专制集权的政治架构形成如何一种关系,是鉴别我们向前看和向后看的尺度和准则。也就是说,我们在认清共产专制政权反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前提下,估量他们全盘西化——苏联化和赤化的过程中的负面作为,是制定这个看法的前提甚至是一种结论。应该清醒地看到,他们不只是远离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同时,他们是毁灭中国悠久文化的责任者,尤其是毛,要负主要责任。

   要讲明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从几千年来中国优秀文化作品的出现,到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严重滞后于世界潮流这一点得出结论——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之间,产生了意义不凡的严重分割。一方面,是几千年循环往复的皇帝专制和农民起义;一方面,是文人墨客夹缝其间,创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形式和内容。我们之诗歌大国,小说大国和哲学思维大国的地位是世界公认的。而我们的诗歌小说和哲学,却承受了和承载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思维和写作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独特轨迹。这个轨迹是,我们的文化在专制政治统治几千年的前提下,依然不乏大师和天才之作,得以加入世界文坛,并且可以千秋万代传留下去。这样的判断和中国历史同样几千年的政治阻遏和封建牵制,又产生怎样一种关系呢?全部结论是,文化本身超脱政治和归并人文的那种趋势和同构,即便是在专制时代,还是有他存在的空间。这个文化创造,也许并不比民主或者其他开明时代更加不开放,不杰出。他们本身就包含着直接或者间接探讨脱离和对抗这个千年桎梏的各种可能性。

   但是,由于政治辖制和政治传统使然——也就是儒家本身形成的大一统和严重停滞的思维趋势,使得历史和文化处在一种互相紧张和对立的,同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不得解脱。所以,我们分开两点,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中国特色。其一,这个文化发生学,最早,是发生在儒家兴起的先秦时代,那个我们中国人称谓第一次文艺复兴时代。这个运动产生了足以规定整个历史和思想走向的原创性。

   其二,这个原创性在秦始皇统一和滞纳所有异己思想以后,在汉代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百家争鸣的思维特点已经完结。

   三,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一本、一木式大一统思维方式延续迄今,不得延展和复归——复归于先秦的百家。

   (牟宗三等大师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年)中宣称——

   "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皆非中国现代人与西方人所乐闻,但无论乐闻与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事实。此事实,乃原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中国人之有此统之观念,除其理论上之理由,今暂置不说外,其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中国大陆与欧洲大陆,其文化历史,自来即不一样。欧洲古代之希腊城邦,势力分布于希腊本土,及诸海上殖民地,原无一统的希腊世界。而近代西方文化,除有希腊之来原外,尚有罗马,希伯来,日耳曼,回教等之来原。中国文化,虽亦有来原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昔所谓四夷者,亦有间接来自希腊罗马者,然而在百年以前之中国,在根本只是一个文化统系一脉相传,则是没有问题的。西方文化之统,则因现实上来原之众多,难于建立,于是乃以超现实世界之宗教信仰中之上帝为其统,由希伯来宗教与希腊思想罗马文化精神之结合,乃有中古时代短时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之统。然此统,不久即告分裂。今欲使西方诸国家及其文化复归于统一,恐当在全人类合归天下一家之时。而中国文化则自来有其一贯之统绪的存在。这于中西文化在来原上的根本分别,为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相对于兹,法国历史学家基佐的看法大相庭径。他明确指出,西方文明之优势,并非一统,而是多元;多元与一统,一而二,而三,而N;从政治体制到思想文化,都是。他说,这个竞争的性质,恰好是他们争取自由的条件和土壤,绝非一以贯之,统绪存在。

   基佐说道——

   "在欧洲文明的摇篮里寻找存在多样性的原因和根源,对于我关于文明分歧的著述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的实例。"

   "……神权政治、王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形式的共存。人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这些不同的政治形势都处在一种经常不断的斗争当中,但他们具有一种类似的血缘关系。……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就是在这不断斗争和妥协中产生了自由。"

   "封建时代的教会在许多方面都符合了一个好政府的条件。它打破了中央集权的范例,拥有最广泛的阶级基础,拥有最好的领导阶层","虽然教会不得不依附世俗力量。"(基佐『欧洲文明史』)

   ……

   基佐的涵义很明确;他的教会、世俗制衡之力说,在儒学主义者的诠释中很少涉及。对他们对于皇权力的制约是微乎其微的,既没有建制,也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重要的一点是,儒家和皇帝,本是没有制约的双料存在;起码在宗教和政治方面没有形成双料的样式和内涵。这样,多元化之最重要一员——上帝和凯撒的区隔问题,中国人,无法提出。等等。)

   四,近现代历史上学习苏俄的异端模式,使得整个中国文化走向歧途,且延伸出一条几乎毁灭和继续毁灭中国文化的前苏俄路线和后美国路线——他们只是汲取美国和西方文化中消费主义、机会主义和物质主义,且与之在负面价值上产生精神嫁接,而回避美国和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主流价值。

   五,他们以不改变儒家附庸政治世袭和宠幸阶层的参政地位和参政身份,让儒家继续停留在"士大夫"这个附庸地位,不思进取,并且在所谓西方思想(赤化思维)的统治下,在毛思想、邓理论等等所谓主义辖制下,试行某种中国文化之所谓弘扬光大;企图制造一场骗局。

   于是,我们正好在这个契入点,发现了我们制定的分析主题。

   此主题是,他们施行全盘苏俄化和泛美化的(排除美国人权价值和民主价值的泛美化)同时,切断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政权和知识分子互相作用、甚至产生过某种有限度相互制衡的历史政治传统——此传统和文化大传统实际上是归属的关系,不是独立的关系——而凸显了共产党政治落后于某种皇权政治的特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某些思维比起皇上时代大大落后。

   ——何以这样来说,有几个很重要的、显而易见的原因。

   第一,作为儒家参政并形成历史上一段时间里尚带积极意义,或者说,进步意义的官僚政治结构,其显著特征,就是形成儒家知识分子参政的"斯(李斯),为布衣"方式。这样的所谓上下流动、互为融合的官、民公在的政治模式,正好是比较世袭政治带来积极意义的历史政治结构。这个模式产生的渠道,就是一般所谓御用、选拔和考试制度的制定和推展。在这个"民间参政"的所有历史时期,并不是没有产生积极意义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态势——如,唐代贞观之治的代表、魏征参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准民主参与做出了成绩。这个模式给予人们的启示究竟何在?这个启示是,最高权力者和第二、第三位置的、宰相一类的官员产生几乎是自觉和自愿的互相牵制和制衡,虽然是极为有限的制衡,但是此制衡尚且存在,且传布于世,流传至今,引为榜样。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尤其提到这种制度,如,宰相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等。他说,"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他说,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很大进步。(钱穆『国史大纲』)

   这个唐朝的半民主制度的建立,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不可以说没有任何借鉴和尺度作用。只是,即便唐朝优例在先,但是,人治和人品的偶然作用显然不能压倒政治定律规定的制度作用,且产生制衡废弃,瓦釜雷鸣,竖子当道的历史现实。所以,这个制衡于皇帝和宰相的历史,在凸显其优良性质的同时,却同样可以说,凸显了他的严重缺陷。

   宋朝时期,王朝私有,皇权独大,开始回潮,以至宰相地位回复到服从私朝的现状当中。

   这个制衡制度给中国当代历史什么样子的启示,给共产党提供什么样子的对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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