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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对黄河哭禹功——读诗黄万里

忍对黄河哭禹功——读诗黄万里

   刘自立

   一、中国的伽利略黄万里

   黄肖路先生(黄万里女公子)送给我她签名的关于其令尊的两本书,《追寻黄万里》和《长河孤旅》。拜读之余,感触良多,一时无语。近,听到肖路讲黄万里确为真正之右派,且以为荣;我尊重肖路的看法。但是,却又觉得黄先生戴上这个荣冠并不合适,它早就被毛给玷污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右派无论现在如何光荣,却是和毛氏的思维和语言定势联系在一起的;而黄万里先生并不是其中党文化的代言者和拥戴者,他完全处于另外一个思想系统之中。这个思想系统,第一是科学;第二是传统文化——毛说,"他的诗,我总还是想看的……",说明了黄先生之传统文化和毛解读之文化传统,微妙地共处一身——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说到——但是,黄先生是大儒;大儒不阿,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里,黄先生一生,就是凭借这两大文化依靠,就是科学和文化。毛,却是这两个系统具体而恶毒的戕害者、甚至是毁灭者。于是,在黄先生和毛之间,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绝对冲突。这个冲突的胜利者,当然是黄先生。但是,黄先生却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胜利者,一个失败的胜利者和一个不知道比毛要高大多少倍、高出多少个数量级的胜利者,或者说,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这个悖论,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说,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毛,是政治统治上的、甚至思想上的胜利者;黄万里,是失败者——他的、对于反对建设三门峡和三峡水库之主张,失败了;他的大儒之作、之文、之诗,没有为国人了解和供奉,不像毛氏之败笔,也许印刷了千万册子;他的人生,很像一个在悲剧背景下,展开真理斗争的、那个世界和人类精神的支柱之一——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伽利略。于是,我们贸然摘掉毛给黄先生辱戴之右冠,把中国之伽利略——这顶正冠,戴在黄先生高贵不阿之头颅上。(这里再问及肖路,是否认可。起码,我个人坚持此见。)

   伽利略的地动学说,是整个中世纪光荣和黑暗并肩的一次科学发现。但是,迫于宗教狭见,教廷直到18世纪即1799年,才给他作出"平反"。这里,有两个课题需要澄清。伽利略所处之欧洲中世纪时代,并不是一个完全文化凋敝,科学涂炭,没有大师之时代——同时,她也是一个迫害、压制和窒息的时代,宗教杀戮的时代。中国人常说后者,不说前者。

   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认同中世纪完全黑暗说——一部叙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信仰基督的著作指出,"他(指冯友兰——笔注)还认为,西欧中世纪的人只向天堂看,却不说中世纪'入世'的一面。他不提西欧十二三世纪早已建立的隐修院图书馆,大学,大教堂,美术馆等:十二世纪的西欧已经进行了一种教育革命,法律文化的建立,政教分开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信仰的个体化,哲学与科学技术一步一步的革新。"(《论基督的大与小》雷立柏著)有学者如朱维之就说,是中世纪的隐修院,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最终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可以以此文化为基础,以人(个人)的精神,来抗衡基督精神。

   与此璀璨和无光并存的西方中世纪比较,文革前后和反右前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生态,是不是也很黑暗,同时又很璀璨呢?完全不是。如果说,伽利略面对的是一个文化邪恶、却又可以在纠正邪恶中矛盾互生的文化、尤其是其宗教,那么,黄先生面对的,就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毫无意义的毛氏文化及其统治。这个不同,也造成了黄先生的遭遇和伽利略之遭遇的不完全雷同。但是,他们那种处于悲情和无奈中说出的,"地球还是在转动啊!"——这样的真理指涉,将是千万年不变的科学判断。伽利略说,"地球还是在转动!"黄先生说,三峡和三门峡万万"不可以修建!"他们的思维之主导动机,如果可以拟作伟大的交响乐动机,那么,他们的这类动机是一种悲情之力、之力量、之意志,当然也包含悲叹、绝望和坚毅之节奏及主题和主题再现,他们虽然无贝多芬之酣畅淋漓,风强雨暴,却有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悲天悯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如果说,伽利略是面对多少还知道以地球为中心之教廷中人,则黄先生,只好面对一些无神论者,无法无天者——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区别吗?

   57年造坝以后,祸害立显。关于三门峡水库修建后的补救方法,十多年来,黄先生坚持己见,先后对周恩来"面折"(五十年代),给以后的陈云和邓写信(八十年代),还给董必武写信。他的信,在第一段的"忏悔之词"过后,即对于自己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罪"认定以后,马上词锋一转,就转到"地球还是在动啊"——这类科学异见上去——不能不使人想起伟大伽利略的同样的说辞。黄先生说,他,虽然不能参与和规划黄河治理;虽然三门峡已经修造,而且危害日显,他却还是要说,要及时加以改造——"分流"(以改变"清水出库,滩地崩塌;移民困难,有增无已"的灾情——黄万里语)——这就是他的"地球转动说";黄万里的、20世纪中国伽利略的"转动说"!

   黄万里先生本人在被戴上右冠后,就在当时直言说,打我右派,可是,地球还是转动啊!

   可悲的是,伽利略不管如何考量地球问题,地球是不会停止转动的——而黄先生一万次言及不可以修造和按照错误方式改造三峡——却被人置若罔闻,以至于库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黄河罹疾,日益严重,危害一方。

   而关于三峡大坝绝对不可以造之主张,也被付之东流;其罹疾之日或许已经显现,到来;也会危害无穷。

   于是,失败者黄万里,成为伽利略以后又一个胜利者——何以如此说法,难道他不是无法阻止上述水坝之修建吗?是的,在实际抗争上,他失败了,中国人失败了,但是,黄先生说出了真理,在万般无奈的背景下,仰天长叹,"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是,这个胜利者,却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力量——一种对于极权专制制度中人说"不"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启迪后人,哪怕三峡的洪水滔天,开始说:"不"——开始就可以改变事务,救国人于大患。

   为什么黄万里成为当时无人理会的、正确的中国之伽利略呢?答案十分简单。陈、邓等人对于伽利略的建议,不做出任何回答("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黄先生说);三峡的修建者,更是对"伽利略"的反对,不加理睬。只是在周恩来,甚至在毛那里,他们思前想后,对于当时出现的三门峡水库危害日重的情形,做出了某种几乎毫无实质作用的反应。在赵诚先生的有关著作中,写到了这些历史细节。在得知了三门峡的系列问题以后,毛发了脾气;说,不行,就炸掉大坝!周恩来在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也传达了毛之预炸其坝的说法——却又把话圆了回去,说,当然,不可以把辛辛苦苦修建之坝炸掉。以后,周恩来确实参考了黄先生之异见,却并无作出任何具体举措,以实现让黄先生治河、改坝的任何可能。周恩来逝世以后,黄若有所失,更加不能迎来邓、陈的回答。一切被搁置起来。虽然,所谓的右派改正,当时,已经落实到黄先生头上。黄先生说,是他们应该"改正",不是我要改正什么。究竟改正了什么呢?教会势力改正了地心学说乎?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改正。不单三门峡成为一个死坝,他们疯狂地启动了三峡建设……

   二、大儒不阿

   大儒,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真正学到了儒家风骨和人格品德之辈。他们虽然也许不是胡适之四十年代强调过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宏大的正统儒学传承,依旧是抗拒毛氏屈儒、亵儒的重要资源。这些人物,当然是以陈寅恪和吴宓为代表;但是,有人说黄万里先生也是陈寅恪式的人物——笔者坚决支持此言。

   儒学课题,坊间议论纷纷。简单而言,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之细胞和文化之精髓,当不可以轻易否定之。否定的,应该是毛氏儒学和党化儒学——我们称之为"新新儒学"——以区别大儒、孔孟和三、四十年代之张君劢,贺麟等人主张之"新儒学"(含台湾学者50年代主张之儒学;他们发表了此学宣言……)——也就是说,儒学之道,也面临一个南桔北栀之效用问题。如果民主政体延伸出文化本位和准宗教道统,儒学就被救,中国文化就被救——反之,毛-党-儒,只能结出干涩之果,甚至有毒,毁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就是钱穆先生言,我们当代人的罪行,不要推诿给千年之前之古人!

   否定儒家学统的正面因素,也许对于国人并不合适。雅斯贝斯说过这样的话,意在说明全球化在文明易动中结合、互补之课题。他的话,就是针对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没有儒学,还剩什么?问题是,如何适应儒学和儒学如何适应于当代中国之现代化,民主化议题。舍此,难道中国人真的还要"批林批孔"吗?

   雅斯贝斯说,"《圣经》中关于'所有人都是亚当后裔,都具有同样的起源'的观念,乃是无法被认知和证明的。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都把基督教的现身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中心。这样一种观念只对基督徒有效,而如果他宣称自己具有一种更普遍的有效性的话,那么它和其他认为'历史具有多样的转折和终结'的神话一样,都只是人类通向同一性的一种方式而已。

   基督教历史哲学持有的世界历史概念,建立在某一民族或世界的某一特殊地域的历史经验之上。......"他就此观点提出了世界文化轴心说。这个轴心说,就是"穿越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中发生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他说,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他说,"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展现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说,成为人,同样,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应该是文化身份——笔注),才能进入到人性的历史之中。一位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它就会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雅斯贝斯篇》)

   在这里,曾经对于中国文化特感兴趣的哲学家,早就在其哲学史中,就专辟一章写入如:龙树!这样的印度和中国的宗教文化人物,在世界文化里所占有的位置。这样的世界"无中心"说,慧智者早就有言在先。比如,法国作家尤塞纳尔就说,"一切都既在上,又在下,既在边缘又在中心的世界里"。(《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即哈德良皇帝——笔注)问题仍然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可塑性关系,可塑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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