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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新儒学和新新儒学

儒学、新儒学和新新儒学

    刘自立

   

   编者按﹕在中国两汉以后的历史上,几乎凡是王朝需要救命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大谈孔孟,也自然有人会跳出来大倡儒学,连袁世凯要“颠复共和、复辟帝制”时,也是如法炮制,乐此不彼。他们所需要的孔孟,当然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而以孔孟文化中之优秀内容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他们当然不要,也不敢要。如今,中国的马列王朝也因为到了时候,於是非但要从“与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就是批斗“孔老二”和所有的“封资修”,一变而为“尊孔”、“尊儒”;甚至更有一般所谓“党人”——当然也是属於“保共改良派”的了,便立马迎上前去,要发起一种“新儒学、新新儒学”的“学术运动”。其用心,自然不难揣摩。但是,这却与我们今日要批判共产党公开否定、栽赃、践踏甚至焚烧我们民族文化,既要“温故而知新”、又要“温故而知耻”,大相径庭。

   本文对当今共产党及其御用文人的揭露和批判,可谓一针见血。

   该文作者颇富思想才华。若再能够对中西的历史文化,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和比较,相信他的思想成就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儒学是什么?关乎与此,已经汗牛充栋,不胜其解。其中主导思想,在撇开操作性方面,只讲其语义上的诠释,就像毛说的“为人民服务”和列宁说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样,好像都是真理;最为常见的"儒学民主论"引述,就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我们评价这些语言和语势真理的标准,不是看他说得比唱得好听,而是看他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内涵及其可操作性如何。“民为贵”的实际操作性是什么呢?几乎和“为人民服务”一样,是不可以操作的;他其实应该反而言之,才能被中国几千年历史所证,或者被证伪——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没有人可以反驳这个历史。“民为轻”的改变,就是造反当皇帝,成为“君为贵”;没有君为贵,民也为贵——熊掌和鱼兼可得的那种近代西方人民的存在之可能性。这个“民”,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诗意幻觉和政治欺诈。

   民,如何为贵?前此,我们说过,是因为儒士加入宠幸和世袭政治,成为官僚集团的政治组成因素,变成为马科斯.伟伯所谓的儒士平民参政的、平衡於宠幸阶层政治的儒家+皇帝的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家参与,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是民间力量,而是恰恰相反,是他们背弃民间力量的结果。诚然,儒家参政,出现了良相以降的一系列优秀人士和知识人,但是,所有这些人物并非成为政治异见人物和政治反对派而持衡於宠信阶级、世袭阶级,而是成为媾和统治阶级政权的一种政治附庸。他们或许在有限拉开和皇族阶层之间距,在创造儒士品格和见解上,做出过文化和道德贡献,甚至留传“士可杀,不可辱”的节操坚守例证,但是,他们却很难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独立力量。

   在儒士加入宠幸阶级即统治阶级以后,他们参与了正统思想即王朝道统建设。换言之,他们的加入和出现,产生了帝王本身乏力创造的政治思维、统治方略和学术集结。这个儒士之与帝皇,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其“进、退”之道,完全取决於政治势力的分野和捭阖、亲密和疏离的皇帝决断。在献策和谏事方面,中国的知识人和士,即要考略他们先辈儒士创作的三纲五常,又要取媚於当权者的好恶,甚至献上身家性命,讲“忠贞报国”,“苟利国家”,完全不可能建设类似近代西方市民阶层和三级议会一类人民组织及其舆论压力和上传渠道。他们在思维和组织建设上都乏善可陈,毫无建树,连意识到这一层,也毫无可能。於是,在所谓没有民主的中国,这个儒家组织和思维内容,连带其操作层面,就完全仰仗於封建王朝和君主皇朝的政治机器,是不是夹带著他们这些或许很杰出之士的意愿。这个意愿一朝毁弃,他们就堕入万劫不复之政治噩运而无法辗转。他们除去落荒为寇,别无他途;或许还有一条悠悠南山之飞地,等著他们;如此而已。

   这个基本描述,呈现的局面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儒士创造的连皇帝也要服膺的三纲五常之要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人很熟悉的天道正统。这意味著,宠幸阶层和世袭皇族不可以绕开儒家独创正统。他们服从的不是后来,类似毛泽东思想的赵匡胤或者朱元璋思想,而是孔孟原则。於是,儒士思维不但淩驾於人民思维之上,而且淩驾皇帝思想、举止之上。这个方式有其正负两面作用。

   一个作用,是历史赋予儒家和士们一个举世无双的特权。他们可以用来约束或者说,说服宠幸和世袭阶层中的当权者。当然,他们不可以违背他们的老祖先创立的“原教旨主义”学说;皇帝老儿也不可以独自创造——像“痞子毛”试图做过的那样。这样一来,这个古代社会乃至民国初建以来,儒家道统,虽被“五四”恶打了一通,但是,他们那种传统力道,还是存在和继续得到保存的——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学衡派、会通派诸君的保持和坚守,是为证。马克思主义和“痞子运动”带来的思维和举止,虽然瘟疫一样蔓延,但是,他们是无根基的流民文盲,不及儒士们的历史和学说有根据,有威严。这个根据,就是他们设法使得传统力量,在分野朝廷和有限民间之空间上,做到一而二,二而一;在并不形成反对派局面的原则下,实现了开明专制和训政阶段的相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留甚至开拓。我们说,这个独立,这个自由,是一种历史现实,也是一种理念追求,正是涵盖此意。

   换言之,民国儒家主义运动依赖的生存空间,就是蒋公并未完全类似毛那样控制一切。前此我们说过,蒋公留给思维和活动的民间空地,还是可以实现或者有限实现的。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这个复兴和儒家进入政治结构的先秦时期的那次复兴,虽然原创的部分,尚且付之阙如,但是,其引进西学的大潮,却首次打破了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包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的思想的东渐,乃至由英敛之和马相伯等人主张的西教东渐。虽然,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所有这些思潮,尚存在食洋不化,生搬硬套之嫌,乃至这个百家之局,并未分出高低优劣和错误真确,甚至带来列宁主义直接与痞子运动相结合的悲剧历史。但是,这个西学东渐的活动,迄今为止,还是成了对中国思维、中国学术进行考量和检验的一个标尺。

   蒋介石时代,这个文化探讨和西学研究得以发展,产生了系列之大师级人物。究其原委,则是因为蒋公有民主,尚且存在的思想和社会局面,写作、出版和结社的空间,是存在的。这个空间之建立,同样仰仗於民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一样,并没有产生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的无民主压制。政界人物尚怀有某种文化情结。从汪精卫的诗词到于佑任的字画,一般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的文化素养,和他们秉承儒家尚好的传统,使得传统文化裏的优秀部分,在文学和哲学、宗教和经济层面颇有所开拓和掘进。

   在建设文化载体、崇尚结社自由方面,民国社会并非荒寂雕零如毛氏文革,那种“放得下一张书桌”的局面比比皆是。比如,大学的独立和自由。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贝满中学等现今的百年老校,则是基本独立於政治的自由飞地。蔡元培一方面赞成清党,消除共产党的有害暴力;一方面,并不排除研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个宽大的襟怀,只是截至到1949年才告结束。我们所谓“十一”文化一旦登场,一切就必须谢幕了。

   蒋宋家族,成为西方作家称之为国中第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个家体的存在本身,说明了基督教和蒋介石并无关系紧张的对抗,甚或完全相反。

   报纸和社团一直存在,从“学衡”到“新华日报”。“大公报”,则获得了国际社会主流舆论的承认和赞扬,且获得国际报界大奖。

   在营造法律,制造宪政方面,1946年张君劢等人鼓吹的欧美法系,成为排除斯大林大法的法界胜争。连共产党也同意实行“民主法制”,参照欧美法系而非苏联法系,制定中国法制。

   文学、哲学活动,并无任何人治限制。大家辈出。哲学的新儒学运动,虽然远离民生主义和自由主义,但是,并非完全关系无涉。

   所有这一切,已经比起清末以前的中国社会来,更加加入了国际思维这个成份。在区隔选择欧美普世价值和选择施行苏联极权统治方面,蒋公心知肚明,偏向反苏——这是一个个基本正确的政治估量。

   那么,如何估计蒋介石社会儒家哲学和孔孟道统的存身与变异呢?我们的基本估计是——固然,蒋公社会存在某种有限度的自由和民主,但是,儒家所谓帮闲和同谋於官方政治的角色,没有改变。蒋介石采纳和容忍了各种主义和思潮,但是,他依旧未把儒家(包含整个西学主义派),容纳到健全的、具备反对派、反对党建制的政治结构之中。一方面,他的真正的反对派存身的机制,没有拓展;另一方面,共产党翻云复雨,借机坐大,籍诸国家危难,出谋逼迫政治,使得“双十二”政变以来的国情,发生变故。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发展,直至得手。这个历史,蒋公之责任,也是在於他不知道如何改变儒家取自於民,却达至於官——这个千年老传统、老做法——以至1949年前后,蒋介石的儒家谋事,如陈布雷、戴季陶双双殉国自杀。在这个意义上,蒋公无知於新生活运动之深刻内涵,他枉费心机地鼓吹的礼仪廉耻一类要则,都是不脱千年陈套的老看法、旧做法。我们的意思是,改造儒家,首当其冲,就是改变儒士附属於统治者的从属地位,使得儒家思维和行径,可以稍稍拓展为近代意义上的反对派力量。也就是二,儒家千年改造和新生的要义,不在於注经说法,合纵连横和以身试法,而在於他们应该牟取近代意义上独立知识分子的言说和出版地位。他们应该把所有万般正确的“民为贵”之思想,化为政治结构中反对派力量(即便是赞成派力量,也应该出自独立立场,而不是诠释这个、那个,仅仅成为诠释派——当然,我们并不指望他们会超过孔孟,成为原创主义者)。

   再是,这个来自民间,回到官方的政治意识和实际选项,应该加以更变。他们要开创来自於民,回到民间的知识分子立场。如果他们依旧是"斯为布衣"那类拾取俸禄者,屁股决定脑袋的可怜立场,使得他们除去作为门阀、衙内之类的出谋划策之辈,并无独立意义上的思想者。

   其实,儒家概念,在逻辑的意义上,本身就是不可改造的一种政治存在和政治命名——我们之所以要改造之,是欲求施行某种证伪儒家的业绩考量——这个“政治正确”的改造,也许在逻辑陈述的意义上,已经产生并非儒家定义可以涵盖的内容估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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