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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思想行为初考—— 写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 刘自立

右派分子的思想究竟如何评估?其来源和背景如何?其中,知识分子的右派思想和工农大众,普通市民,小知识分子们的所谓右派和右倾思想及其言论,又该如何定位,评价和反思,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我们试图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做出一个粗浅的评析,以望引玉再思。

   右派分子的身份究竟是如何界定的?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上述对于右派思想的定位。但是,什么是右派分子,他们的身分认定及其思想是否合拢,现在看来,也并不是界定得一清二楚。许多所谓第二种忠诚者,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于是,在党文化的逻辑里面,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看法。所有受到平反的前右派分子,他们得到昭雪和改正的前提,依旧是还原他们之“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政治面貌;换言之,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现在平反了,于是,他们就站队站到党的一边了,和党同心同德,大方向一致了。这个改正主义隐含了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如果当年的所谓大小右派回归到本来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之立场上来,那么,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就被当今的党文化趋同了。

   问题在于,如果人们说,不!我当年反党,现在你要我不反党,我做不到;于是,我宁愿右派到死——这样的看法,起码在现实中绝无仅有。比如,章伯钧之名写入某国际大辞典,就是以中国第一右派之声誉,而不是回避之。这样的思维,在中共里外都是行不通的,会给右派老人们的实际处境带来很大的危险。

   可是,实际处境和政治思维毕竟天壤之别。

   我们所言之右派分子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反对一党专制,极权主义之思维,而不是说,右派分子之思维,是证明我们不反党,不反毛,等等。如果如此,右派分子之声誉及其身份认同,就还没有任何改变。被平反或者未受平反之人,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思想,就还是处在党的禁锢和辖制之下。只有等到中国施行了真正的民主国体,这些五十年的公案才会真正得到纠正。

   那么,何以人们在这样一种扭曲的语境和背景里谈论反右呢?是因为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学课题尚未完成。这些政治学的和政治现实的课题,乃至政治哲学的课题,究竟为何?是需要阐述和证明的。

   反复而言,右派分子之含义,就是反对者的思想。这个反对者的思想,在西方的含义上,可以是趋同政权的主流思想,也可以不同,甚至反对之。这个事实不必赘言。

   在1949年,这个反对者的思维,已经产生本质之蜕变。一是,右派分子之言论,之主张,不可以超越共党的政治。这个思想之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因为反对者和同路人,其实本来就是跑到中南海共识共事的政治家和学者。蒋介石们,胡适们,不存在这个境况。也就是说,无论是怎样的讨论和建议,都是停留在和共党合作这个大前提之下的。我们轮流坐庄,我们反对党天下,……都是在不排除共党之存在的前提之下提出的。于是,这里起码在理论上发生一些龃龉。

   共党这个东西,何时何地允许反对者反对党呢?而西方反对党的存在,早说,是在罗马元老院体制实行的年代,希腊城邦选举实行的年代。而苏俄和东欧体制里根本不存在这个反对者的力量,或者叫做合法的议会力量,民间力量。在中国,这个力量更不会存在。历史的逻辑是,“民主人士”这个叫法,其实是共党附庸的另外一个说法而已。于是,在定义民主这个介说的时候,“民主人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跑到中南海去的人们,其身份认定,从1949年就已经大大扭曲。在这个扭曲的前提下,当伟大的1957年到来的时候,这些斗士们忘记了他们前往中南海的全部逻辑,提出要和共党合舟共济、轮流坐庄。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西方宪政和政党制度,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右派分子们,其实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反对者,而是毛氏政治权术中的某些棋子。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不是上帝,也不是全民,而是毛。这样,和毛平分天下的政治见解,一开始,是被内战时期的“左派”、1949年后的“右派”所误解甚至误导着。

   这个误解,是其政治身份的误解;误导,则是缘于其对于中国民众的误导。同路人体制,本来就是要分道扬镳的,57年,这些同路人“享受”到了分道扬镳带来的全部滑稽戏之结局。这个判断的意义何在?在于我们要厘清一个简单不过的政治学含义。这个含义是,共党的立党之本,就是反对他们所说的对立统一律。他们是不要对立,只要统一的;是不要民主,只要集中的。幻觉他们也可以接受一种均分天下之理论,就和要尼禄接受塞内加的教导一样荒谬。虽然,历史学家中不乏其人,说,其实,塞内加也是尼禄的同谋。

   何以会产生这样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呢?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无法厘清社会主义究竟是民主,还是极权(前此,有人还是坚持此主义是民主。这个简单的问题如不澄清,所有反思,就不会辨正,辨伪。)我们一向主张澄清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是——中国近代史,一直以来,就是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纠合一处的混同和声,不和谐和声与不和谐和谐。这个不和谐之和谐与和谐之不和谐,如果再不剥离,再过百年,中国人,还是会产生和共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之梦想,到头来,还会发生无数起阳谋和阴谋而无所知。(重复而言,这个共存主义,发生在百家并起之五四前后。他们各显神通:如,群己权界之中国式自由主义,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其主义认同之前景,几乎就是没有前景。孙文的首鼠两端,自由和列宁;学者们的首鼠两端,计划经济和自由政治(张东荪,王芸生等);加上民族主义之维系共党和国民党;加上宋氏之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和毛氏新民主主义,等等,所有这些,给了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一种错误之解读。这个解读就是,民主人士和共产党,本来是可以和平共处,轮流坐庄的。)

   这样一来,57年给党提出最尖锐意见者,就成为所有这些媾和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加上孙文主义等等历史学说和历史人物之集大成者。他们映照当时的毛氏蛊惑,发出了历史上最为天真和幼稚的政治提议。这个政治幼稚病的萌发,不在57年,而在20世纪之初叶。如果人们没有产生宋氏继承的孙文主义,所有跑到延安的人们,造访延安的人们,就不可能出现认为毛可以得到民主周期律的梦幻。如果人们都像胡适一样博大澄澈,坚持常识,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和毛讲什么周期率。毛氏理论,究竟如何深奥和正确的逻辑判断,就会往事如烟,一风吹散。在思想层面上,讨论反本质主义之逻辑学大师,在营造黑格尔堕落论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却在讨论毛氏周期律。这个玩笑,只有用“愚人颂”可以解释。

   但是,可悲的是,这个愚人颂,今天还在表演。认可“和谐”之人,在肯定和谐,以至于,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为一证。余,则不多谈。

   在另一个层面,毛氏政治的背景,往往和苏俄的政治局势,联系一簇。在苏俄政权更替的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面临了重重危机。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说明了毛的政治权术的犹豫不决。他在复核打到纳吉的时候,却支持波兰的哥穆尔卡。主张出兵匈牙利,却反对波兰之镇压。他误认为,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会动摇其统治,于是,一时间,他提出了反对的主张;但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最终发现,不是官僚主义在动摇其政权,而是反官僚主义——就像他40年代一直鼓吹民主自由,却到头来发现,不是民主自由在支持他的政治赌博,而是反对之之力量——这个逻辑的换位思维,最后把他从彳亍中唤醒,而一夜之间,决定反手打击。是不是完全的阳谋,现在看,是,也不全是。

   如果没有波匈事件的作祟,毛氏政治,应该更加容易解读。这个解读的内涵,就是毛氏政治学里的机会主义。他可以拿来任何一种政治学政治策略和政治权术,为他所用。反对官僚主义和号召争鸣,百花,都是一个道理。

   二是,他可以告诉铁托,他,就是铁。也可以出来九评,把铁托骂得一无是处。再回过头来,说,他是铁。这个东西的原则,其实并不深奥——用美国哲学家蒯因的话,毛氏的语言和物质,是一对原罪——他,就是这样对待人们尚无识破的,类似维特根斯坦解读的语境迷宫的。整个对苏问题,反映了毛氏拆烂污的政治哲学。

   三是,毛氏用动摇上层官僚之方式,达到他的君主式统治。但是,在威胁到他的整个特权官僚地位的时候,他又翻转过来,拉拢官僚,镇压工农和知识分子;等这一波斗争大获全胜,他又重拾反对官僚威胁之造反主义——文革,就是反右的续演;而反右,就是文革之序曲。这个看法,在很多经历了反右的学者中间,都有表达(如朱正先生,钱理群先生等)。这时候,毛氏的政治姿态,就和斯大林主义貌合神离,好像他是一个民主的凯撒。大字报,大鸣大放,不一而足。这里的蹊跷是,毛氏一方面给了入伙者以民主人士之假身份;另一方面,给了人民大众一个偌大的政治画饼。这二者,构成他的反右运动的全部资源。这个资源,就像奴隶的解放权一样,随时,可以由他把拇指下指而取消,而抹杀。难道他不是这样做的吗?五十万右派,如蚂蚁;章罗们,如蚂蚁;周恩来们,如蚂蚁。这个克理斯玛就是神,就是超人。所以,毛氏反右,内在的法宝,就是人民认可的毛氏新中国政治。

   没有这个极权主义研究专家批判的"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没有毛氏玩弄是非和价值真理的所有游戏,规则和无规则。至于是不是引蛇出动,倒还在其次。引,还是不引,其实,并不是反右的实质。其实质是,人民赋予毛的貌似合法性;同路人赋予毛的民主认可和国际间诡谲的政治气候。反而言之,如果一开始,罗章们就和胡适一样,否定了和共党齐头并身之全部可能性,那么,毛的争鸣,又有何用!陈寅恪早有诗言(1950年作):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陈寅恪,不会和毛讨论政治。那就太压低他的博学澄澈和人格尊严了!当然,他的边缘化,还是因为他看不到中国政治的前途。他是向后看,伟大的向后主义者。

   我们知道,反右五十年,冤狱陈案不绝于屡。号召平反还钱者,有之。主张往事现在时者,有之。把文革,反右,一并归于要求平反者,有之。但是,很少有人主张,右派身分要认定。右派言行要肯定。右派要声誉肯定。我们说,右派是什么?就是右派本身——其实,就是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真正之自由主义者——罗章这些毛氏一度拥戴者,其实,不是右派,是左派。

   这个历史事实要证明,要澄清,要推衍。这样的左派,被毛氏唤作右派,其中的掌故很艰深,很复杂。我们说,1949年以后,胡适之这样的右派,本来就不存在。我们还要说,我们主张当今中国产生的右派,是胡适那样的右派,不是左派。毛氏恶搞,把这个基本的左、右也搞乱了。毛和宋庆龄,罗章,等等一干人,不是右派。这个命题的错误,又成为词与物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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