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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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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受不了北京寒冷的气候和严酷的环境,我决定舍弃北京大机关,只身前往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发展。就这样,我兜里揣着正规调令和两封北京的老上级写给梁湘省长的私人推荐信,混在十万南下淘金的大学生以及十多万渡海作战的妓女中,从当初解放军登陆的地方踏上海南岛。
   当时单位没有宿舍,我住在海军南航招待所,离梁湘省长的别墅只有二十米,和梁湘省长的秘书住隔壁。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我始终没有要求见梁省长,更没有把那两封很可能改变我命运的信件用上。要知道当时的海南岛可谓群魔乱舞,不要说一位北京的老同志给梁湘省长的亲笔信,就算是一位普通朋友转弯抹角的介绍,也可能会让你平步青云甚至鸡犬升天。
   接下来在工作中,我多次直接或者间接接触了梁湘省长,感觉到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待各路神仙,忙得不亦乐乎。人看上去还不错,让人敬畏。只是不久后他就因为以权谋私被撤职了,他的错误包括为自己的儿子办理香港单程证,纵容儿子从非法进口汽车中谋取暴利,以及支持家人倒卖房地产。虽然明白人都清楚梁省长被撤职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可是作为知情人,我无法否认,他的屁股不干净,他在海南工作期间确实搞了不少以权谋私。我始终认为,不管你思想多么开明,无论你是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你首先应该保证你的屁股是干净的。

   不过,我在海南工作的几年,又碰上了几个屁股干净的领导?就拿省级干部来说,和我有较多接触的几位省长和省委书记,都先后落马,加入到当时职位最高的“贪官”行列。
   我接触最多的省委领导是特区成立后的第一任政法委书记韦泽芳。1989年底,我陪同韦泽芳以及另外两位广州和福建的领导前往美国旅游。韦泽芳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沉稳,少言寡语,有点莫测高深。这一形象很快在夏威夷遭到破坏。这位一路上眼珠乱转但始终保持一名省委副书记应有风度的老同志在波光臀影的裸体海滩失去了控制,穿着西装革履的他第一个冲进了裸体人才能进入的海滩,在饱享一阵眼福和遭受了不少白眼之后,晚上他在饭桌上总结了海滩之行的收获:海南岛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是不恰当的,我们有更美的海滩,但我们绝不允许光屁股,海南岛一定要坚决抵制精神污染,最好规定三亚的海滩上也不准穿三点式泳衣。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小杨,你今天见到的就是精神污染。
   我这才知道,原来精神污染一直藏在我裤裆里,一旦我脱掉短裤头,就精神污染了。
   这位第一次到美国的省委副书记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试图教育我这名出学校不久的年轻人。但我听来听去,就发现他讲的如何分辨高级燕窝还有点条理,也是他唯一一次连续讲半个小时而没有出现词不达意现象的。不过他的形象在我们登上现今已经被拉登炸毁了的世贸大厦楼顶时遭到了彻底破坏。当时楼顶上的小卖部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承包的,广东来的领导和那位留学生聊天,当听到留学生说自己不想回去,就是黑也要黑在美国时,韦泽芳把我拉到一边,气愤地告诉我,不要听了,那个留学生是叛徒。
   如果不是另外一位福建的领导也听到了并且晚上同我提起这件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来自侨乡的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竟然使用“叛徒”一词来定性一位不愿意回国的普通留学生!
   后来韦泽芳因为受贿不到十万元而落马,我认为实在是阴差阳错,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的,或者早应因无能而下台。在我这位普通干部眼里,他也就是一个生产队队长的水平,无论见识和知识大概都和我这位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仲伯之间。
   
   接下来是孟庆平副省长,此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一路从铁矿技术员和厂长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上,自然有过人之处。我第一次见他也颇具传奇色彩。当时他在省政府琼苑宾馆宴请澳大利亚的矿业大老板,可是外办的翻译突然无法赶到,陪同的领导想起了我。
   谈话一开始,我就知道大事不妙。这位孟省长不愧为矿山厂长出身,张口闭口就是化学元素以及专业术语,并非专业翻译的我甚至连中文都搞不清;更糟糕的是那位澳洲矿业老板的英语,一开口就让我领教了什么是澳洲英语,听得我云里雾里。总之,整个谈话中,我自己只听懂了三分之二,更不用说准确翻译了。不过,我还是从头到尾为两位进行了“翻译”。可想而知,有很多话是我从课本上记下来的,按照我的理解,向双方讲话。整个过程中,这两位其实都是在同我对话,听不清或者译不出的词,我全用自己合理的想象糊弄过去了。“翻译”结束后,孟省长拍拍我的肩膀,小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翻译,有水平!
   孟副省长人也不坏,据说有点好色。只是接触久了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其实他始终是一名铁矿厂长,除了翻来覆去向人炫耀海南的各种矿藏分布和含量,以及到处喝酒搞关系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用做。所有的报告几乎都是秘书写的。后来他也因为在海南工作期间贪污腐败而被开除党籍,逮捕查办。
   和孟副省长接触多了,我有了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有人任命我当一名副省长或者省长,我完全可以胜任,至少干得不会比孟省长差。
   
   第三个接触比较多的是主管文教的副省长辛业江,此人文质彬彬,很有学者风度,经常有报告需要他批,也就接触多了。发现辛副省长城俯很深,思想有点左,此人闷声发小财,最终也出事了。最近一次听到辛业江的消息是几个月前在广州翻阅一本以前的《炎黄春秋》,突然读到辛业江回忆梁缃的文章,情真意切,还不时透露出强烈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精神。读到这样的文章,虽然知道他已经作古,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我很佩服那些体制内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弊端,但对于那些被体制踢出来后或者退休后才开始攻击自己心安理得效劳了一辈子的体制的人,我是有所保留的。
   
   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国家干部和刚刚入党的共产党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我需仰视才能看见的。可是,我接触最多的几位领导都先后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逮捕,无可否认,这已经从根本上动摇我早在高中和大学时代就被培养起来的革命信念。有些朋友分析说,我刚参加工作就碰上不少接触大人物的机会,可糟糕的是接触的全是上面这类人,难怪我后来走上反思体制之路。
   可说实话,同上面三位接触留给我更久远的思考并不是这几位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事实上,他们三位的贪污腐败事实都很搞笑,判决词上显示的最大金额不超过20万。和我后来接触的省级领导,甚至厅长、处长和科长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让我思考的是这些省长的能力以及人品,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提拔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机制把他们推上省长的宝座,又是什么样的人选拔了他们。
   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如果我想当省长,我该干些什么?我当了省长后又会干些什么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德行,等等。
   省级领导的任命一向很神秘,甚至被认为是国家绝密,自然和普通民众毫无关系的。我们只能靠小道消息和海外媒体探知一二。待中央开了会,尘埃落定,就该轮到媒体和我们一起揣摩这些所谓“人民公仆”的身份和背景了,再从这些推测出他们的执政理念和个人人品,以及对我们这些小民命运的影响。
   至于对于今天这个帮全面接掌权力,明天那个派迅速上位,普通民众除了一次次暗自祈祷外,只能干瞪眼。等到英明的党中央揪出了一个蛀虫陈良宇,市民终于可以放鞭炮庆祝,扬眉吐气一番,至于陈良宇如何爬到省级高位,现在全国的省级干部中还有多少个陈良宇,民众也只好继续祈祷。
   党中央当然有一套考察和任命干部的标准和方法,而且我相信出现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后,中央也在苦苦思索改进提拔干部的机制。但只要这种选拔任用干部的机制是建在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基础上,是违背宪法甚至是党章,屈从于潜规则,是由上面领导说了算,而不须得到下面民众的认可,并且由他们自己操控媒体的生杀大权,而不须受媒体的监督,就始终难有一个清廉的领导队伍。
   不久前,一位广州朋友突然来电,神秘地问我手头是否有想当副省长的人选,只要基本条件符合,投资四百五十万,他就可以疏通关系把一名正厅级干部提拔为副省长,而且不成功就全部退款。听他的口气,四百五十万是最最便宜的,毕竟他要用来打点组织部和上面的各个领导,大大小小有十几个人,平均分配也没有几个钱了。我并不觉得诧异,因为这是个连人民教师都把自己十二岁女学生的处女膜公开拍卖的时代,一个副省长的职位又为何不能明码标价?当然,我也不会认为所有的省级职务都要用四百五十万来购买,但按照目前提拔干部的审查和任用方法,就是智商接近零的傻子也知道如果不到组织部和上面打点是万万爬不上省级职位的。
   
   虽然好久没有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人找我收党费,但每年的七月一日建党节,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党员的位置上思考一下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忧心忡忡。忧心什么?我不是忧心黑窑童奴,也不是忧心弱势团体,我是忧心共产党。今年七一建党节刚过,庆祝香港回归十年的喜庆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去年七一又有青藏铁路通车,也是锣鼓喧天地弄了好一阵子;当然明年也安排好了,有个奥运会,建党之日七月一日左右的庆祝也不会少。可是,不是每一年的七月一日都能找到东西庆祝一番,让自己和人民忘乎所以。不管你怎么折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他们会把这双眼睛牢牢盯在执政党身上,你腐败吗?你腐朽吗?你还为人民做事吗?你还有救吗?你是否从善如流地进行改革,还是等待忍无可忍的人民起来进行革……
   我始终不相信共产党内部清醒的人真的那么少,我也不相信大家都忘记了历史。
   黑窑童奴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感到可怜、可悲、可恨和可恶,我却还要多一种感情,那就是可怕。别以为那些童奴们只是可怜,如果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象历史上所有被欺负和压榨的弱势团体一样,变得很“可怕”。——不要忘记暴秦是怎样被推翻的,也不要忘记每个朝代结束时,正是那些一直很可怜的小人物忍无可忍,最终快刀斩乱麻似地屠杀那些贪污腐败的皇亲国戚和王侯将相的……这些绝不是耸人听闻,离我们并不遥远——西方的历史也许结束了,但中国的历史不但没有结束,很可能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说起中国问题,总有人摇头叹气,认为很难搞,他们对人民的利益视而不见,认为民众太愚昧;他们不敢直视问题,却去从老掉牙的主义和自说自划的理论找出路。十七大前听说又有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开始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还争论得不亦乐乎,有的钻进传统国学里找答案,有的准备从马克思主义教义找新玩意,我只有感到可悲。这些人注定是什么也弄不出的,他们自己永远搞不明白倒没有关系,可恶的是还把国人也弄糊涂了。如果真要他们彻底明白过来,我倒有个办法,那就是把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塞进山西的黑窑洞里,让他们过一阵子皮鞭下的劳役生活。我敢保证,等到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他们就会完全明白了什么叫奴隶社会,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和谐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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