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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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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

6月是一个让人难过又难堪和无奈的月份,今年的6月尤其如此。山西黑窑里的奴隶制和唐山受装甲车保护的黑社会让我们在刺眼的夏日里感受到阴冷的黑暗。好在6月总会过去的,7月1日一定会准时到来,不是吗?7月1日是喜庆的,不但是建党节,也是香港回归纪念日,姑且让我们把6月当成黎明前的黑暗吧。
   今年正好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各方面都紧密锣鼓,欢欣鼓舞,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到香港与港民同乐。想一想,到时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电视、报纸和互联网都会给你带来铺天盖地的喜庆气氛,在有高度组织和纪律性的大陆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全民一定会再一次沐浴在洗刷百年耻辱的兴奋和自豪之中。
   虽然我的自豪感已所剩无几了,但也许媒体的盛宴可以把我带进香港普天同庆的和谐社会里去,暂时把我从黑窑童奴和黑社会装甲车的愤怒和羞辱的氛围里解脱出来。
   可是,不管你身处何处,不管你是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着手,变革我们的体制,改变我们自己,通过媒体像传染病一样塞给我们的那种喜庆气息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过不了一段时间,又会有超过我们想象力的邪恶和丑陋的事件在中国大陆上演,又会把我们一次次从媒体营造的梦幻般的气氛里带回到军阀割据的黑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的现实之中。
   香港收回十周年是值得庆贺的,香港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昨天在北京举行的香港回归十周年成绩展上,香港特首曾荫权作了主发言。这位港英当局培养起来的特首嘴巴一张,吐出的竟然是他几十年从来没有说过的、但我们大陆民众却非常熟悉的话语:香港十年的发展要感谢北京党中央的领导……估计这话有真心的成分在里面。查阅了这位英国人培养的高官,过去几十年发言上百次,从来没有听到他开口感谢港英当局或者伦敦政府。
   北京政府果断收回香港,洗刷百年耻辱,要肯定!邓小平高瞻远瞩,实行“一国两制”,更要肯定!北京政府能够保持回归后的香港制度不变和高度自治,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坚定了香港人的信心,也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最后一个肯定不是因为北京政府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一忍再忍,最终没有做什么,听上去让人觉得有些心酸。我想,曾荫权的话是不是隐含着这样的内容:香港开放十年的成绩要归功于北京党中央,主要是因为你们保持香港的制度不变,什么也没有做,我们才取得了这些成绩……
   毫无疑问,香港的制度是优越的,是值得不变和保持五十年的。那么,北京承诺要保持的香港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香港当时实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成熟的典型的民主制度都相去甚远,以前港督是英国派来的,现在的特首也是北京首肯的,香港人民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可是,香港的制度却显然有极大的优越性,该怎么认识呢?
   我从理论上无法说清楚,还是谈自己的切身感受吧。离开香港已经十年,但即便1997年8月离开香港后,我在西方多个国家住居长达十年,这十年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香港。香港虽然没有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然而,不但经济上实行的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他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几乎都和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类似,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法治与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的自由。
   英国当局最大的贡献是在香港建立的法治,以及当他们给香港派去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总督的同时,也送给了香港人一份更加有权有势的礼物:媒体和言论自由。
   北京承诺要保持香港的制度时,肯定不是指由英国或者北京派一个“港督”或者“特首”的制度吧?在经济上,应该主要是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在政治上,就是法治和自由。
   言论和结社、游行自由是港人的尚方宝剑,新闻和媒体自由则是香港的无冕之王。有了这两条,任何人或者政府也别想把香港改变得怎么样,更不用说要把香港向后拉了。无论是从天而降的港督还是小圈子选举的特首,他们的权力都受到了限制,他们不但不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还不得不在六百万港民的目光下小心翼翼、兢兢业业。
   董建华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不管你是谁青睐的,不管你的后台是谁,香港人民不买你的帐,而且他们又有权力表达出来、发泄出来的话,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忍受和鞠躬尽瘁,如果还是时运不佳,你最后就不得不黯然下台。还有那个伏明霞的老公,当时香港第三号权贵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竟然因为买了一部稍稍占了点便宜的四驱车而被迫辞职,让人惊叹和羡慕不已。
   这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大陆的城市和领导人。无论是上海市长陈良宇,还是北京市长陈希同,抑或是药物监督局的局长郑筱萸,在他们耀武扬威当权的时候,如果媒体不是高度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下,如果知情的老百姓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意见,他们的问题还小的时候,也许早就被揭发出来了,这样不但防微杜渐,也防患于未然了。
   就拿陈良宇的案子来说,早在东窗事发之前,有关部门和媒体不知道收到多少封检举揭发信,有些还是实名的。可是结果呢,揭发信被内部处理或者甚至转到了他本人手里,揭发的言论被压制下去(如果揭发人不是被镇压下去的话)。最后,不但人民的财产和身体受到损害,党和国家在民众中的威信和信誉进一步受损。他们自己也死的死,残的残。
   上海和香港,近在咫尺,属于同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却天壤之别,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假如,上海能够引进香港的制度和模式,会怎么样呢?是否可行?
   我认同历史学家冯崇义博士的看法,也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一种民主是真正的民主,绝对没有什么卡斯特洛牌的,也不会有中国制造的“那个好东西”,那么何不像引进西方发明的汽车、电冰箱、轮船、飞机、大炮和卫星一样,直接引入呢?
   但我同时承认中国目前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当然我指的特殊情况和北京有些人说的是两码事。我说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有些利益集团不肯放弃嘴里的肥肉,另外就是经过多年的学校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教育和影响,连大多国民也产生了幻觉。例如提到美国的民主,就想起了伊拉克战争和霸权主义;说到日本的制度就联想到军国主义;就连台湾地区实行最能代表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的国会辩论也被中央电视台形象成几个摔水杯子、打群架的画面。——中央电视台极少转播台湾地区的国会代表质疑政府高官的激动人心的画面,但没有一次放过人家吵骂和打架的镜头。
   所以我知难而退。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放到香港身上。如果是十年前,我也不会贸然提出要把香港模式移植到内地,不实际也不可行,再说,那可是英帝国主义和整个西方的一块反华基地,制度再好,能引进吗?
   现在不同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十年之久,久得已经认祖归宗了。香港的制度不但是北京政府承诺保持下来的,而且十年的改革,也注入了北京的心思。如果我现在说,让我们把香港的制度推广到大陆,至少先引进到上海和北京这些大城市,我想不会有人指责我在搞西方的一套,也不会骂我是汉奸,——要记住呀,香港不单是中国人的,也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个城市。
   如果我们把上海和香港摆在一起比较他们实行一个社会制度的条件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多大的区别。而且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户口制度,先从上海实行起来从操作层面上也是可行的。最主要的一点,香港实行的自由制度是有上限的,不会挑战一国,也不会挑战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这一点让北京放心。
   那么为什么不让上海人民在中央指定的圈子里选举自己的“市长”?允许民众在上海这个圈子里真正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特别是那些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对那个控制他们缴纳的税钱、甚至掌握他们生死大权的市长进行监督,同时建议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一个不受上海政府和市委领导的独立反腐机构——廉政公署……这一切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北京党中央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声誉和前途以及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一大帮越来越腐败、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地方腐败官员。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使用屠杀民众的方法维持一小撮贪官污吏的制度持续不久,而使用屠杀几个贪官污吏来平息广大民愤的办法也不可取。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如果做到了,我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边派遣反腐队伍到上海清理门户,一边亲自到香港庆祝香港回归。上海如果有香港的法制和言论、媒体自由,我想,绝对不会再出现陈良宇这样的市长!(请注意,香港在更穷和更混乱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像陈希同和陈良宇这样的市长)也不会出现至今还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分子!更不会让民众感觉到上海被XX家族控制等等。
   说到腐败分子,又忍不住想到黑窑童奴和唐山的装甲车,如果内地也以城市为单位实行香港的制度,至少引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模式,那些匪夷所思的恶性事件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至少被早些发现?贪官污吏是否一直要等到中纪委突然给他们戴上手铐之前的前一天,还人摸狗样地坐在主席台上大讲“三个代表”?
   在思考这个问题都时候,我正在读吴国光先生关于“县政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有关论述,深受启发,相对于一直对政治改革痴心不改的吴国光先生的有深度的思考,我的建议对于北京党中央来说,是一个更容易接受和实行的。我认为要把香港的制度搬到内地的话,是不存在任何困难的,只有简单的“想”还是“不想”的问题。
   先以大城市或者县市为单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手,照搬香港的经验,成立一个个特别行政区。这些行政区都受中央领导和控制。北京政府大可不用担心。而且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事实也应该让北京认识到,它既然能够控制被英国人教育了一百多年的香港,自然也应该有信心可以控制被自已经教育和控制了五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例如上海、北京。香港人民不一定得天独厚,大陆民众也不应该是刁民。
   前往香港与民同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也明白,他们去庆贺一个城市十年取得的成绩,而这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们保持这个城市原来的制度,没有过多干预。在我看来,香港回归后的最大成绩是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香港的中国人既然可以生活在健全的法制和充分的言论自由之下而仍然享受和谐社会和繁荣发展,我们大陆民众也一定可以;同样,十年的香港也为北京政府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制和言论自由不但不会带来乱子,而且还会十倍和百倍地减少贪污腐败,提高效率,增强人民参入政治的信心,这应该可以增强了北京政府大踏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不会天下大乱,只会减少贪污腐败和邪恶事件,形成更加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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