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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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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眼泪


   父亲现在年纪大了,流眼泪的时候就多了,有时还会哭出来。在我看来这些眼泪和年岁有关,很多无关痛痒的事也会弄得父亲流泪流满面,人老了,就回归孩子了。然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却很少流泪。在我的印象中,我八岁时父亲哭过一次,接下来就是我参加工作后的1989年6月的那一次。总共也就这两次吧。
   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有一次在外面玩耍,结果和住在街上的一个同年龄的玩伴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稍微占了上风。之后,我悄悄回到家里,没敢告诉父亲,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由远及近,不久就听到了叫骂声。我听出是刚刚和我打架的那个孩子的声音,心中暗暗叫苦。原来那家伙不服气,一路叫骂一路冲我们家而来来,手里捏着一块砖头,身后象滚雪球似的跟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只是看热闹的孩子,后来听到他的叫骂声后,连街上的大人也跟来看热闹了。当时孩子打架,哭闹叫骂是很普通的,不可能吸引如此多观众。可是从这个和我同年的八岁的孩子嘴巴里叫喊出来的内容却吸引了大家。我也听出来了,他没有骂我,他在叫父亲的名字,而且每叫一句,就加上一句充满童稚的恶狠狠的叫骂声: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X你XX!
   父亲当时虽然是被管制的对象,但还是学校校长,母亲是公社(原湖北省随州市草店公社)医院妇产科医生。父亲一直低头老老实实做人,谨小慎微,从不敢惹事。
   父亲也听到了叫骂声,他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朝外面瞅了一会,然后回头盯住衣衫不整的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仍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脸色阴沉沉的。这时门外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这架势,早已经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边叫喊父亲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来越侮辱性的形容词。不过我发现,最让父亲紧张的是“地主”“大地主”。门外每次传进这两个字时,父亲紧紧握住门把手的手都颤抖一下。
   那天父亲一直没有开门出去。两个哥哥也在家,他们都是大孩子了,他们气愤得脸都紫了。可是当他们看到父亲的表情时,他们只能紧张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足足有半个小时,也不知道那个孩子骂累了,还是被好心的邻居劝走了,外面没有了声音。
   可是房间里却传出了声音,是父亲害怕邻居听到而压得低低的呜呜的哭泣声。我们兄弟几个站在那里,吓得一动也不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象孩子一样哭,我原来以为做父亲的是不会哭的。父亲哭了一会抬起头来,对两个哥哥说,你们的弟弟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你们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几难吗?人家今后打死你们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个小地主,街上每个人都能骂我们,我们要让着所有的人,知道吗……
   父亲那天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能完全记得了,但大概是让我的两个哥哥再次明白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级。父亲说得很白,他说我们是地主,我们是贱民,就是你弟弟也没有和孩子吵架和打架的权力,他还不懂,但你们今后得看住他……
   父亲说了很久,而且都是对两个哥哥说的——其实父亲不必说那么久,而且我也完全懂事了。只是我无法控制一个做孩子的天性,会在外面玩耍时不知不觉间得意忘形,和小朋友闹矛盾。如果和某个知道我是小地主的人闹矛盾,而且他又喜欢使用这个武器的话,我就完蛋了,我就得被辱骂甚至打,不能换手。父亲的哭声再次提醒了八岁的我,我是被打上烙印的。我想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后来在整个小学特别是在随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期间,我都夹着尾巴做孩子,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悲惨时,有些高年级的孩子只要喊一声“地主崽子过来”。我就会收起一个孩子的心,乖乖地过去,甚至曾经被命令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
   我没有任何反抗,就在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人大义凛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丢进水井里活活淹死,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父亲是老师,他知道这些事,更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世道。有段时间我一度误解父亲,认为他太软弱,但后来我理解了他。当时作为我们这类人,压根儿就没有软弱和勇敢之分,我们根本无法和整个强权对抗。要想幸存下去,要想活着,唯一的选择就是软弱和屈服。
   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哭泣,后来我再也没有让他在我面前哭过,虽然我付出的是整个童年和一个正常人的成长环境。
   * * *
   
   父亲第二次象孩子一样大哭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整个八十年代,先有邓X小平拨乱发正,再有胡X耀邦和赵X紫阳的开明政策,我们家的情况渐渐好转,我们几兄弟也算是给父亲争了口气。那段时间,父亲总是快活的。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在电话里听到父亲嚎啕大哭,才把我弄蒙了。
   那是1989年6月5日,我打电话给父亲,因为4日这天单位集中我们开会,不许擅自活动,晚上长途电话又无法拨通,所以我只好在5日这一天下午打电话回家。我原本只是想向父亲报个平安,怕他担心。其实,之前每次打电话我都告诉父亲,我们单位纪律严明,我不参加各种游行活动。父亲也劝我不要去。但我觉得发生了四日那种事情,我还是应该打电话给远在湖北随州的父亲,以免他挂心。
   让我想不到的是,父亲刚一听到了我的声音,还没有说上两句,竟然嚎啕大哭起来,把我哭得一头雾水,弄得糊里糊涂。我说,家里出什么事了吗?父亲继续哭,我说,我告诉过你,我没有参加游行,不会有事,你就别瞎担心了。可是,父亲还是哭,而且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父亲说,怎么能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手?天理良心呀,那些孩子多可怜……
   父亲边哭边讲,我这才搞清楚状况,原来父亲根本不是听到我的声音,以为我安全了而激动得大哭,父亲压根儿就不是为我而哭。父亲是在为被杀的学生而哭。
   和我八岁那年听到的父亲的哭声隔了十几年,这次哭声不怕邻居听到,父亲哭得毫不掩饰,哭得我心里乱成一团糟。先前,父亲告诫我不要去参加这些活动,可当他听到那些学生出事的消息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父亲由于哭得太厉害,我们竟然无法继续交谈下去。过了两天我又接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说,他自己1949年前当学生时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他说他理解那些走上街头的学生。他说,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富有正义性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任何人想倚仗手里的枪杆子给学生运动定性都是痴心妄想……父亲说着说着竟然骂开了,他们这些强盗,连解放前的军阀都不如,妈的B——
   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听到文质彬彬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开骂,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父亲终于把我当成年人了。
   我原以为父亲住在湖北随州小县城,可能并不了解北京发生的事。后来听说他一直在关注那场运动。那场运动开始时,父亲也很谨慎,而且告诫我不要去参加。可是,当枪声响起来,父亲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父亲一下子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强权的对立面。在后来和父亲的交谈中,我倒开始显得很不好意思,为自己没有去参加这场运动而连连找借口。
   这是我长到二十多岁,第二次看到——听到,父亲嚎啕大哭。后来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并不是对我一个人哭,那段时间,他见到亲戚朋友,没有讲上三句话就会扯到屠杀上去,然后就忍不住一边哭一边开骂。这件事至今在我们家乡的亲戚朋友中还广为流传。
   我知道后,曾经一度有些担心。因为我当时可谓春风得意,又是入党又是提干,而且又要外派香港常驻,不久还要陪同部长出访美国,我担心父亲在家乡的大骂传到单位后会对我有一定影响。有一次我打电话给父亲,一是为了安慰他,二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说,不要老说了,再说,广场上可能没有死那么多人……父亲气愤地打断我,喊道,“那么多人”是多少人?要死多少人才叫死了“那么多人”?如果只死了一个人,我该不该骂?如果那个人正好是我的儿子,我又该不该骂?我就是要骂那些强盗,他们怎么能朝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呢……
   * * *
   
   父亲的两次哭深深地影响了我,也改变了我。
   他在我八岁时第一次在我面前的哭让我认识到我从出生就是一个弱者,是低人一等的,是应该受到欺负和侮辱的一类。父亲的哭把我永远和弱者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哭也形成了一个八岁孩童一生的性格和人格。直到今天,就在我丰衣足食、傲游世界,时不时自认为天下老子第一的时候,我心底深处仿佛还能够听到父亲的哭泣声,那声音又时时在提醒我:你永远属于弱者,你永远和弱者站在一起,你永远不能忘记那些被侮辱和被欺负的人!
   如果说父亲在我八岁时的眼泪形成了我的性格和人格,那么在我参加工作后的那次毫不掩饰的嚎啕大哭则改变了我的人生。父亲的眼泪让我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弱者和被欺负的人,就是因为有强盗和强权在那里肆无忌惮。
   * * *
   
   正因为父亲两次当我面的痛哭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常常想,等我当了父亲,我是绝对不会在孩子面前哭的。再说,估计也没有什么情况会迫使我忍不住在儿子面前哭吧。我并不知道,在自己儿子面前的哭不是演戏,是发自内心的,如果真要来,挡也挡不住的。就在我儿子铁蛋八岁的时候,我竟然在他面前忍不住流过一次眼泪……
   那是七年前,我刚刚把儿子铁蛋从美国送到澳大利亚悉尼读小学二年级。儿子当时比较好动,加上在美国公立学校野惯了,一到悉尼相对环境比较好的学校,就连着闹事。当然由于成绩还可以,我也就不管了,再说,我想象不出他能闹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没想到就出了一件事。有一天,一个意大利裔的老太太通过老师找到了我们,老人英语不行,断断续续讲开了,我听了很久才闹明白,她跟儿子儿媳一起从意大利移民澳大利亚,她的孙子和我的儿子铁蛋一个班。孙子刚从意大利过来,英语还结结巴巴,加上身材比较矮小……
   老太太讲着讲着眼泪就出来了,她说铁蛋是孩子头,他们不喜欢她的孙子,经常调侃他,嘲笑他讲话不流利,又跑不动,还找机会戏弄他,例如把他绊倒在地,……孩子身体不好,英语也不好,刚刚过来,被同班同学一欺负,就想起了家乡意大利……作奶奶的看着心里也难过……
   老太太最后说,她专门过来求我们,希望我们让铁蛋不要欺负她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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