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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族主义动力还是羁绊

    日本的民族主义动力还是羁绊
   
    赵国辉
   
   

   
   
   
   
   二战后期,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不仅为盟国战胜日本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的日本论研究,此后该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仅日本人本身就有不菲的成果,中国人与此相关的论著也可谓汗牛充栋,当代的著述更是不胜枚举,但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仍然以独特的风格展示了自己的魅力。作为一篇大众读物,作者清晰简捷地勾勒出日本历史的轮廓。在时间上,纵横日本民族整个发展历史,是一部较完整的日本通史;在内容上,全面叙述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并将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模式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加以归纳和综述,又是一部跨学科的学术著作。作者鲜明的日本观淋漓尽致地融入著作中,对贯穿日本历史与现实的民族主义剖析尤为深刻,颇具说服力,读来令人信服。
   
   所谓民族主义是对本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行为。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对内宣扬本民族文化优越、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民族主义成为工业化国家执政者的有力招牌。近代日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韩歇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明治新政权成立后,在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在国民中间培养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试图将近代爱国主义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凭借《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中“以天皇与国家为中心的教化”,强制性地将其灌输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使大多数日本人在牺牲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支持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从而使日本在近代成为唯一 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产生了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日本人彻底相信他们自己作为优秀种族的命运”,成为他们对外扩张的主要动机。而且此种动机被教化理念所加强,那便是“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的泛亚洲主义”。于是“军方愈来愈急于要证明日本的优秀。在海外,他们故意尝试挑衅事件,而取得了一些成功”。日本人愈发感到“日本精神的优越性”。但是后来的情况却使日本失去了傲慢,野心最终也被粉碎,承受了侵略战争的最严厉惩罚。
   
   二战后不久,日本从灰烬中复活,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日本社会又滋长了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浪潮,对日本的社会走向与对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作者对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演变及其危害,也作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战后初期,美国“基于解除军备与民主化的双重目标,占领日本主要是建设性的”,只是解散对战争有过贡献的不当人物,消除导致战争的隐患,对于日本的经济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政策,并使天皇在“民主化的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此种种,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前提。当时的日本政府,充分利用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并与“政府指导经济的传统结合起来,经济表现进一步受到传统态度的帮助”,日本经济持续20年实现了高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70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能阻挡日本经济成长的脚步,此种态势持续到80年代末。日本从“稻田”一跃成为列强,又从“灰烬”变成经济强权,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成绩,着实令人惊讶、好奇,西方人也多次使用“奇迹”来称赞日本。但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导致许多日本人的傲慢”。一系列傲慢的行为,使日本当权派成为“西方人、亚洲人及本国民众之中许多人愤慨的对象”。
   
   “太平洋战争从军事角度打击日本人的优越感,而泡沫及随之而来的景气衰退现在从经济角度发挥了同样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遭受了经济崩溃的打击,“日本人论傲慢的许多支柱也随之倒塌”。虽然战后日本成为了经济强权,但是“人民的生活条件往往是第三世界的”,经济衰退导致了一系列国内社会问题,民众的怒气逐渐被焦虑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蔓延。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歪曲近现代历史,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皇国史观沉渣再次泛起、排外言论盛行,抛弃和平宪法重做军事大国等声音甚嚣尘上。尽管战后日本实施的是象征天皇制,但民族主义者又扛起了天皇这面大旗,用以作为凝聚日本民众心理的工具。对青少年影响极大的历史教科书开始粉饰侵略战争罪行,误导社会对历史的认识,使日本出现了历史认识的巨大倒退,受到因日本侵略而蒙受过巨大牺牲和灾难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严厉批评。小泉担任首相以来,为了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再三参拜靖国神社,给日本与近邻各国的友好关系带来恶劣影响,造成近邻各国的强烈不安和疑虑。日本的政治自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兴起之后又一次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并且重新武装自己以对付所谓亚洲出现新的力量均势的现实。
   
   众所周知,学界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关注并不鲜见,但将此主体的讨论追溯至日本民族的诞生,实在是凤毛麟角。诚然,日本民族主义诞生并成长于近现代,但是自大与独尊等优越的民族情结,自日本民族诞生之日起便流淌在其生命中。该书作者并未停留在对近现代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分析与讨论上,还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追寻日本民族主义的源流,从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考察日本民族性格的演变过程。因此避免了就事论事,缺乏深度的通病,给读者展现了全面的思考空间。日本民族起源问题至今尚有诸多未解之谜,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将日本的起源描绘成“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声称是神的后裔”的美丽神话传说。日本一直未对其进行科学考证,反倒将其作为日本优越于其他民族、引以自豪的传统加以大肆推崇。武士社会时代,日本的贵族文化达到鼎盛阶段,外来的文化不断被和风化,并且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进入德川时代,虽然儒学思想成为官学主流,但并未对日本整体文化进行理性提升。后期的复古国学反而排除儒学的影响,重新将神道与天皇结合起来,特别是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刻,以天皇与神道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正是日本主要传统价值之一的务实特点,造成日本历史上“成就往往是因为借着日本对形势的反应而产生的”。因为这种传统具有直接性和高度敏感性,能够及时对不同现实作出相应的及时反应,所以,日本人能够“帮助自己制造运气、利用好运、摆脱逆境”,创造出令世人咂舌的奇迹。但是日本人的优点如果被一味地放大,并被狭隘的民族利益所利用的话,便会成为民族进步的羁绊,甚至葬送民族的一切。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不仅让亚洲邻国蒙受深重的灾难,亦给日本带来了灭顶之灾。战后的民族主义又死灰复燃,目前已然出现不少国内与国际问题,引起人们的警觉和焦虑。所以韩歇尔最后为日本的民族传统开出了一剂良方,即欲使其真正成为民族前进的动力,减少发展道路上的挫折,并进而为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服务,需要日本“勇敢地面对过去的行为”,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使自己向“与当今时代一致的‘生活方式超级强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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