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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谎言嘲弄真理

当谎言嘲弄真理
    雅科夫
     时下“教育产业化”的开展,正可谓如火如荼。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向我们解释说,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实在是不太敢相信这些“不讲良心”的人的话了,因此为了弄清楚这个犬儒们从西天取经取回的“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何方神圣,自二○○○年开始我就持续不断地对“教育产业化”这一溯源进行搜索。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教育产业化”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不是我天生愚钝,无论是叫嚷实行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社会良心们,几乎所有参与教育产业化争论的专家学者都没有给我们以“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什么”的明确概念。事实上,争论不休的教育产业化的意义越来越含糊不清,以至于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林杰教授专门撰文指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伪概念和假问题。

   
     真是咄咄怪事!一项雷厉风行地实施的政策,一个犬儒们不厌其烦地论证其“好处”的教育产业化,竟然连概念都是模糊的!尽管无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身受其害的群众对教育产业化不断提出质疑,但教育产业化的鼓吹者们始终没有做出一项合理的解释,只是反复劝说大家接受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是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良方,云云。这好比一个人得了病,碰到一个江湖游医,江湖游医从他葫芦里倒出一粒药,说,“吃吧,吃了你的病就会好”。病人疑惑,问,“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江湖游医却避而不答这药的成分、药理作用是什么,只是一味地说,“这是西洋进口的好药,吃了你的病就会好的”——请问,这样的药我们怎么敢吃?然而,鼓吹“教育产业化”的江湖游医们,却不由分说地把这“洋药”灌进了我们嘴里,看到我们尽是痛苦的表情,就唠叨着说这是良药苦口。
   
     也多亏本人有些毅力,三年来不断查根问底,总算通过一些资料查到了“教育产业化”的溯源——美国斯坦福大学。那么这所大学究竟是怎样进行“教育产业化”的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学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专门开辟了一个以斯坦福大学和附近的伯克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为核心的斯坦福工业园,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经过几十年的精心打造,逐渐建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目前的硅谷,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机构,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还因其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尖端技术人员的五分之一。同时,也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更解决了教育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实践,被誉为“硅谷奇迹”,促进了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硅谷也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
   
     除去斯坦福大学以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也从教育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目标出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新型材料的作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研究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还分别建立起许多跨学科、跨院校的综合性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建立起集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知识创新、科技发明、高技术成果迅速转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诸多功能的,具有雄厚科技实力和巨大经济潜力经济中心。
   
     尽管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学进行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对所有这些大学来说,始终坚定不移的是在教育产业化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决不允许动摇、改变大学作为保存、发展、传播人类普遍价值、人类文明成果的公共机构这一根本宗旨,也决不允许把大学从“追求真理的场所”变为“追求效益的场所”。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教授在谈到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成功的事例时指出:“科研、教学与工业的结合,不仅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迅速更新,培养年轻一代学生的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科研工作本身的发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在就职演说中,解释了他们进行教育产业化时所必须坚持的宗旨:“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扩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
   
     任何明眼人一望便知,人家的“教育产业化”是要把大学的研究发展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以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提高研发能力。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样的“教育产业化”,这样的“教育产业化”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然而我们不明白的是:怎么在人家那里好端端的“教育产业化”,经我国的犬儒们“引进”以后,竟然变得驴唇不对马嘴?怎么中国的精英们鼓吹的教育产业化,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涨价”?
   
     可见,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洋正宗的“教育产业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目标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当西方国家的大学通过“教育产业化”如虎添翼、生机勃勃之时,我国的大学却通过“教育产业化”变成了“谁出价高,谁买教育机会”的、乱糟糟的拍卖场。大学本身通过拍卖教育机会成为了“赚钱”的行当,知识分子的良知、大学的精神、社会的期待、国家的前途都被我国这些“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们明码标价,放在货价上喊价出售。而那些出不起入场券的穷人,连进这个拍卖场的机会都没有。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那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是不折不扣的假冒伪劣产品;在中国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手!
   
     俗话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因而也离不开教育。教育成了振兴一个民族强大的力量。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世界最重要的竞争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因而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弱则国弱。要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是必备的前提。因此,我国政府早就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早就是老生常谈了,相信所有在台上、有权有势的人都能对此讲出个头头道道来。然而一旦付诸实施,所有的权势者似乎都“忘记”了这些熟悉但却正确的道理。请看,某位声名显赫的科学院院士在谈到高中及大学教育时,是怎么说的?他说:“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原则上,其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瞧,我们这些愚民真是顽冥不化、头脑混沌,以至于需要我们这位学识渊博的院士出来“澄清”,来为我们指点迷津。
   
     好一个“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仿佛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人民群众自身”创造的,仿佛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人民群众自身”从自己的劳动果实里缴纳的。请问这位拥有“院士”头衔的犬儒,政府是不是会点金术,能够把顽石化作金条?这位戴着“院士”大帽子唬人的白痴,连政府的财政收入取自人民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还有什么脸再当院士?小平同志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我看一点都不假,培养出这样不知羞耻、不懂天理人伦的“院士”来,不正是教育的失败的活教材吗?
   
     犬儒们关于教育的奇谈怪论确实是五花八门。根据我搜集的资料,这些歪理邪说大约可以分作三类:“国际接轨论”、“投资收益论”和“教育成本论”。下面,就让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奇谈怪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首先看看“国际接轨论”。近些年,与国际接轨是使用频率最高、最时髦的一个词了。持这种论调的犬儒们为涨价辩护时,根据学费涨价后大学最低学费占生均培养成本三分之一左右,与美国大学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大致相当,恬不知耻地炫耀我国高等教育在收费标准上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已经“接轨”,是国际通行标准。这种“接轨论”听上去倒是象很有道理。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根据本人的了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从来就依据各国福利水平的差别而千差万别,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国际标准”!俄罗斯、芬兰、瑞典等一系列国家,大学教育就是完全免费的;意大利等国家,高等教育是象征性收费;相比之下,美国的学费属于比较昂贵的,但是美国大学中行政管理人员非常之少,也就是说,吃闲饭、养闲人的现象非常少。而在中国,大学中冗员(不从事教学的政工和行政管理人员)非常多,大学生培养成本中用于养闲人的开支占掉了相当一部分。养活这些无所事事却以整学生为乐的闲人却要学生支付,这恐怕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吧?我真是感叹天下竟有这种寡廉鲜耻之人,科研水平、教学水平、管理水平,跟人家相比差了好几个档次,不急于在这些方面与国际接轨,却急不可待地要在学费上“与国际接轨”!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犬儒跑到国际上,究竟是“接轨”呢还是“接鬼”?
   
     犬儒们津津乐道的第二个歪理邪说是“投资收益论”。他们说,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个人,交学费是私人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资,所以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涨价自然是理所当然。的确,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但是,知识也是全人类的力量,知识也是全人类进步的阶梯。难道国家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难道社会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难道教育不是国家对未来的投资?难道一个高素质的国民群体比一群低素质的国民对国家的振兴和发展不是更有利?难道公民在纳税时不包括自己对教育的投资?至于“谁受益,谁投资”的所谓“原则”,更是一个伪原则。比如说婴儿吃奶,婴儿自然是受益者,请问犬儒们怎样让婴儿投资?莫非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一生下来就懂得投资?那么这些人的确是经济天才了。婴儿不会投资,但婴儿懂得长大以后回报母亲,正如学子学成前无法投资,学成后就可以报效祖国一样!可见,犬儒们的“投资收益论”完全是一种避实就虚、敷衍塞责的无稽之谈。
   
     犬儒们成天挂在嘴皮子上的另一个歪理邪说是“教育成本论”。他们说,根据计算,每个大学生平均的培养成本是每年两万元,即使是涨价后的5000元学费水平,也并没有体现出高等教育“优质优价”原则,意思是价还涨得不够。依我看,这些标榜自己“不讲良心”的犬儒们实在是太仁慈了。不过细心人不难发现,这些仁慈的犬儒在分析成本的时候,似乎忽略了几点: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冗员闲人腐败侵占教育成本问题;第二,学生在明码标价的学费之外要交的其他费用,这些费用一点不比学费价格便宜,还有专为赢利而开出的远远高于“成本”的“赞助费”、降分数费、选“热门”费等等;第三,中国大学生在交纳了巨额教育费用之后,得到的并不是“优质”的教育,而是一百多人一个班的混乱秩序,落后的教学条件和陈腐的知识。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简直是高价买劣质产品,这跟坑人的奸商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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