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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解放的三个关键

    中国思想解放的三个关键
    袁伟时
   
   
   

    中国总理温家宝11月13日与文学艺术家谈心,11次呼吁思想解放,9次强调自由,语重心长。改革开放快30年了,政府领导人如此尖锐提出思想解放与自由问题,不可能是偶然的感慨,而是抓到了中国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抓到了拖延已久时至今日已无法回避的问题。过时的观念习非成是、根深蒂固,实现思想解放绝非易事。愚意以为其中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关键。
   
    (一)在制度与观念互动中解放思想。
   
    30年来,告别文革,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死胡同,成绩斐然。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简单得很:基本上恢复了经济自由。解散人民公社,结束只有共产党各级书记会种田的历史,中国人不再挨饿,粮票、布票成了历史陈迹。从一大二公的农业集体化到分田到户承认个体耕种的优越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罕见的思想大辩论、大解放,成为制度大变革的开端。
   
    在城市,伴随姓资姓社的激烈辩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和制度大变革。打破政府对城市各行各业的垄断,有了贸易自由,各种购物券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制造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海内外的货架和地摊。
   
    不过,我们赚的基本上是苦力钱。对数以亿计的民工说来,8小时工作、双休日,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路在哪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自由,把制度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的发展要上一个新台阶。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在各行各业中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包括大银行家和可与(新闻集团)默多克争高低的传媒巨头。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可是,珠三角、温州等地的企业家们冀图办银行,花了几年时间,仍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遑论其他!行政垄断把中国企业家的手脚捆起来了。把自由还给他们,他们就会大展身手,把中国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扩大自由,前提是思想解放,落实则体现在制度上。如果制度改革不跟进,思想解放的成果无法巩固。总结30年来的经验,两者是互动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就是明证。必须澄清两个糊涂观念:
   
    一是扩大自由就会乱。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事,不准乱说乱动,自然鸦雀无声,天下太平!可是,人民只能在动物生存线上挣扎,生计无着,甚至沦为饿殍,屡见不鲜。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禁锢解除,负面因素如影随身。可是,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人民显露希望的微笑;只要法治成为习惯,国家就会有序发展,何乱之有!
   
    二是有人以为自由所以没有在中国生根,原因在于没有跟传统结合起来。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启蒙先驱们为了减少引进现代观念的阻力,鼓吹西学中源说,煞有介事论证从个人自由到议会制度及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古代中国固有的,学西方不过是“礼失求诸野”。
   
    他们用心良苦,在梁启超笔下这是“以复古为解放”,有点西方文艺复兴的味道了。可是,这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不过是“为俗人说法”的权宜之计;也掩盖了路径选择错误的惨痛教训。时至21世纪,再穿上宽袍大袖的古装上场,未免低估了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和外来制度的承受力。
   
    总结历史经验,思想解放的最好方式,是围绕具体的制度改革而开展不同观念的交锋。从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到澄清姓资姓社之争的无聊,就是观念变革与制度前进的光辉历程。
   
    (二)端正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要摆脱世界苦力的尴尬地位,就要提高公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培育人力资本,让杰出的创新人才源源不断涌现。正如温总理说的:“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
   
    要实现这些要求,关键也在扩大自由。可是,钱学森喟叹: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温总理大惑不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那些现任和卸任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官员们,在总理面前说得头头是道,但多半是皮毛之见。从新闻报道看,没有一个人敢于触及要害,没有一个人说清楚大师、巨人成长的障碍在哪里!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症结所在是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有偏差,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着意培养乖孩子!整齐,划一,听话,乖乖地学好功课;这就是教育官员和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这样的乖孩子能在各个领域冲破陈规陋习,在世界舞台上领一代风骚吗?
   
    更令人痛心的是: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竟自觉不自觉沿用革命干部学校的模式去办现代大学!从中学到大学,千篇一律的政治课听得人们昏昏欲睡。学生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这样的管理领导得心应手,教师、学生乖如绵羊,叱咤风云的豪杰却难于破茧而出。转系、转学比登天还难;校际、国际交流关山阻隔;没有真正合乎要求的通识教育;没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知识交流和冲撞的环境;选课的自由度很小。举目是培养技术员和小公务员的训练班景象,难得一见现代大学气象万千的恢宏气派!说到底,这是失去现代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的恶果。
   
    中国政府不是打算不惜重金,不分国别、肤色从全世界引进杰出的一流人才吗?首先应该在全世界招聘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顾问,推动中国教育改革,方有可能在本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引领潮流的杰士、大师。
   
    礼聘大师入校,实实在在在学校工作多年,当然可以推动某一学科水平提高,甚至取得一些重大成果。可是,如果不以制度变革为基础,这些“客卿”只是浮萍和花朵,最终是人去楼空。
   
    为什么不敢变?原因之一是怕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自由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又对又不对。资本主义兴起,确实把人类的自由度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应该继承发展的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要是反其道行之,把自由说成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品格,那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远离马克思主义不止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困苦日子里,能够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那里有学术自由!梅贻琦校长和教授们以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坚持现代大学的通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温总理说得好:“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铁的事实是:不是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不想解放思想,而是缺少有力的制度保障,不敢解放思想。如果不健忘的话,今年是提出双百方针50周年。众所周知,这个方针没有真正落实。主要原因是提出这个方针的时候,不但没有站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现代公民不容侵犯的宪法权利的高度,而且设定这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敌人”是没份的;但所谓“敌人”没有法律界定、不由法院判定,实际是由大小单位的领导确定的。接踵而至的反右派,11%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帽子(毛泽东说过,当时有500万高中以上毕业的“知识分子”。其中55万当了右派);跟着是发动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要得罪了本单位的领导人,很容易堕入“敌我矛盾”的深渊。如此肆意侵犯学术和思想自由,践踏人身自由,祸从天降,迫使人们不能不明哲保身。
   
    对症下药,应该把教育干部懂得这些现代社会的常识或宪法权利放在第一位。爱好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嘴巴的功能是吃饭和说话。只要高悬在头上的利剑撤走,没有外来威胁,思想解放自然水到渠成。
   
    为此应该让我们的官员牢记温总理所说的四条重要意见:
   
    一、记住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
   
    二、提高对中国命运的责任感,牢记:“ 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话),懂得“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四、懂得学术和艺术发展的规律:“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
   
    破旧立新,不容易!但是,成熟了的历史要求,一定会实现;压制,阻挡,徒然拖延时间,增加改革成本。“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暄,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这就是历史!
   来源:天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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