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文與碑傳文的區分 已故的台大中國文學系主任臺靜農說：「史筆這一淵源，分爲兩大支流，一是碑傳文，一是傳奇文；傳奇文重創造不重寫實，碑傳文則重寫實不重創造」(註3)。臺靜農所說的傳奇文相當於我們今日所說的傳記文學。有人認爲，文學性與歷史性是不相容的，似乎一講文學性，就影響歷史的真實性。他們認爲寫歷史只能夠有什麽寫什麽，絕不能誇張想像、更不能虛構。因此一提到《左傳》、《史記》，他們便認爲那些記載都是真的、是實錄；然而中國古代的描寫情節、場面、人物爲中心的歷史著作，畢竟會包含想像、誇張、虛構成份的。譬如項羽被劉邦包圍在垓下時作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萬人頌之。這跟現代描繪戰爭的影片往往加插愛情片段故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又如《報任安書》評述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迎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困之，轉戰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能空拳，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其中「億萬」「一國」「千里」等，自不無誇張、想像成份，但此文傳誦兩千一百多年，無人責備太史公造謠。相反，越是抽象、空洞、概括，就越保持真實。像《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中的列傳，千人一面，其形式主義泛濫至不忍卒讀，這就是「閉門造車」的後果。然而太史公寫七十篇列傳，其中絕大多數不是他同時代的人，傳中主要情節都是道聽途說的，即今人所謂「二手(甚至八、九手)傳播」，後人能苛求于司馬遷嗎？
   臺靜農又說：碑傳文未必重寫實不重創造，「碑傳文除了碑主的郡望官秩生卒當可徵信外，其品德行爲沒有不被加以藻飾誇張的……這一文體虛而不實，原是裝點死人的工作，而竟延續了一千六七百年之久。」早在八十多年前，梁任公就指出，私家之行狀、家傳、墓文等類「其價值不宜誇張太過。蓋一個人之所謂豐功傳烈，嘉言懿行，在吾儕理想的新史中，本已無足輕重，況此等虛榮溢美之文，又半非史耶？」(註4)這兩位大儒都認爲，在孝子順孫載筆具禮以求文的情形下，碑傳資料彰善掩過之意多，繩謬糾非之旨少。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今日所見的傳記作品，有許多尚停留在碑傳文的窠臼之中。最令人吃驚的一例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香港轟轟烈烈展開的第三勢力運動竟悄然消失於海峽兩岸編纂的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