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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同学说相声
在景山学校上小学时，我很爱听相声。那时正是三年困难的时候，高层有一种开明意见：“现在物资供应紧张，让大家精神上放松一下吧！”于是，不仅许多消失经年的传统相声又重返舞台，且有“笑的晚会”、化妆相声(“资本家与洋车夫”哄动一时)等等新贡献，令人喜不自胜。
平时，我收看收听电视机收音机里的相声节目，寒暑假则去剧场现场欣赏。我最喜欢去东安市场内的一个游艺场，那里条件简陋，观众可以随时入场或者退场，按每十分钟三分钱计费。每逢星期天，北海公园里也有相声大会，只消五分钱便可以大饱眼福。
我最熟悉的作品有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解学士”、“假行家”等；对口相声“夜行记”、“买猴”、“关公战秦琼”、“昨天”、“戏剧与方言”等等。最推崇的演员为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马三立等。
相声听得多了，自不免跃跃欲试，也想上台露一露脸。在东安市场，我亲眼见到女人说相声：一个剪短发、病黄脸的中年女人，穿着灰不溜秋的大褂，操着烟酒嗓，像男人一样说学逗唱……因此，我对舞台全无神秘感——既然女人能说相声，我为何不能？
上台！
班上有位王姓同学，也是狂热的相声迷。他家有许多相声唱片，每天跟着学说，百听不厌。我与他一拍即合。
有了相声搭档，还要有相声段子。我和王同学分头寻找，发现适合少年儿童的相声真是少而又少！许多著名段子充满“我爱人”、“我孩子”之类的情节，不宜小孩子表演。上海“少年文艺”杂志上倒是经常发表相声，却又多是国际政治题材，八成以上为抨击美帝，例如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成是“海参炒木耳”、“爱伸耗子脚儿”；肯尼迪则是“啃你爹”。其它的则是歌颂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的段子，立意固然崇高，可惜笑料不多，不像相声，颇似对口词。我们都不喜欢。
为了寻找相声段子，我和王同学真是把腿都跑细了。历年的“曲艺”杂志都翻了个遍，一无所获。我们不禁遗憾地暗想：每年六一儿童节，叔叔阿姨都说要给孩子们最好的精神食粮，怎么就没有人想到替小演员写些精彩的相声段子呢。马季倒是写了一个“英雄小八路”，说的是炮击金门期间，前线少年积极助战的英雄事迹，可惜实在太长了，我等如何背得下来？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和王同学总算在一个外省出版的晚会节目集锦中，找到一个长短适中、包含许多绕口令的相声段子。我们每日演练，卓有进步，自是信心十足。在迎接1962年的班级新年联欢会上，我一人出了两个节目，一是独唱“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时中苏尚未正式决裂，所以这支歌尚可演唱)，一是相声表演。两个节目均大受欢迎，特别是后者，笑声、喝彩声不绝，极大地鼓舞了我和王同学。散会后，我们已是众口夸赞的相声新秀了。
此后，我和王同学说相声的热情更加高涨。一边演练新段子(成人题材在所不辞)，一边拜师求艺(频频求教于专业及半专业的相声演员)。我们屈指盘算着：春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不愁没有上台的机会。
正在此时，出了个岔子：北京青年曲艺团打算招收一批小学员，其中包括说相声的。王同学闻讯大喜，非要拉着我同去报名。这一下，我反倒犹豫了：在我对未来职业的种种憧憬之中，从未将相声演员考虑在内。即令我没有充足的社会生活经验，也知道这一行在三百六十行里并非高居前列。然而，我怎么能向头脑发热的王同学泼冷水呢？于是，勉勉强强地道：“你一定要报名，我就跟你去吧。”心想：先去看看再说，反正报了名人家也不一定录取我们。王同学大喜：“吃过午饭来我家找我，一同去。”
谁知，我按时去王家，没有见到王同学，迎接我的是一脸秋霜的王叔叔，他劈面便道：“毕汝谐，你想当相声演员就自己去报名，不要招惹 某某(即王同学)，他要升中学、考大学，将来争取留学苏联呢。”
我有口空嗫嚅，明明是受了委屈，却无言以自辩，只得讪讪退去。
从此，我再也不和王同学说话了。相声搭档就此拆伙，我自然也就说不成相声了。久而久之，我很少听相声了。
2001年初秋写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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