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在两种制度下的不同厄运――从林琳之死说开去毕汝谐（纽约作家） /毕汝谐文集

   按：最近，在曼哈顿华埠坚尼路街头画花鸟字的画家董鹤畴，于警察开罚单时，遭到警察殴打，还被警车撞断了腿；之后，警察把他拘留在医院里，连家人探望也要向警察申请．
   我由是找出１９９１年同时发表于＂世界日报＂和香港＂前哨＂月刊的旧作＂艺术家在两种制度下的不同厄运――从林琳之死说开去＂（笔名李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网众参考．

   艺术家在两种制度下的不同厄运――从林琳之死说开去　　

   数年前，在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餐聚时，林家翘院士向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文艺家，你认为共产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何不同？”
   笔者答曰：“在共产制度下,艺术家饿死的可能性甚小，入劳改营的可能性甚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入劳改营的可能性甚小，饿死的可能性甚大;在共产制度下，艺术活动被视为同于政治活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活动被视同于商业活动；两种制度各有其残害艺术家的方式，一言难尽也．”
   林琳君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不幸牺牲的例证．
   九一年八月十八日凌晨，素以治安不靖、藏污纳垢著称的时代广场附近一声枪响，夺去了青年画家林琳的生命．一颗业已冉冉升起的艺术之星就此陨落！他是美东地区一连串华裔受害人中最新的一位，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绝不是最后一位．
   噩耗传出，八方震惊．林琳先生的父母及岳父母自中国大陆来美奔丧，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哀恨，莫此为甚．
   在共产制度下，艺术家是所谓国家干部，即食共产党之禄、必须忠于共产党之事的官员．他们实际上是居于平民百姓之上的精神贵族,举诸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乃至生活方式均与平民百姓大相径庭．对于某些驯良、狡黠、善于投机的艺术家而言，以作品充当敲门砖,摇身变为文艺官僚的机会始终是存在的．
   然而,共产制度却使得一切追求创作自由的艺术家感到窒息;外行领导内行，僵化的行政体制，使得许多不世之才难以施其技．更可畏的是，毛皇帝邓皇帝玩起权术时总是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而文艺界则首当其冲，艺术家万一不慎跌入政治深渊，万劫不复．五七年反右后，北大荒劳改农场里有文艺家组成劳改大队，受苦受罪，牛马不如．时至今日，大陆文艺界人士言及东伯利亚北大荒时，皆犹有余悸．
   由此可以想知，当大陆艺术家离开中国大陆抵达美利坚时，该是如何的欢欣若狂．
   然而，美国并非艺术家的乐园．在这里，只有一流甚至超一流的艺术家才有条件从事专业创作，而绝大多数艺术家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干各种他们视为低贱的工作．在美国，没有金钱便没有尊严．当艺术家为求糊口而疲于奔命时，何来艺术家的尊严？
   林琳是旅美大陆画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已初步引起艺坛注目．仍然不得不献技街头，深入险地,沦为黑煞枪下的冤鬼，悲夫！
   死于非命乃是人生悲剧的最高形式．至于索命无常是中共还是黑煞，牺牲的地点是北大荒还是曼哈顿，对于受害者而言,并无本质的区别．
   林琳是一位艺术家，无意问政，然而政治却不放过他．在中国大陆,他由于标新立异而被校方除名;在新大陆，六四惨案又使他走出画室，为纽约市重造民主女神像奉献心力．这位重建画室于新大陆的艺术家始终牵念着故国风云，其志可勉．
   所谓艺术家---常人眼中多愁善感的异类――原本就是人类苦难的理所当然的承载者．值此国家民族的多事之秋，中国大陆艺术家只能改变承载苦难的方式，而不可能摆脱之，这就如同你只能改变国籍而无法更变肤色一样．